试论日本据台与闽粤移民之中挫——以《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为中心

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海峡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台湾住民被认定为所谓“日本国民”。随着《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的颁布实施,传统闽粤移民渡台历史进程遭致中挫。日据后迁徙台湾的闽粤民众被称做“华侨”,成为侨居者。此后,台湾社会历史进入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新阶段。     

论侦查假说的三个支点

侦查假说是侦查人员在侦查破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侦查假说具有多元性、层次性和开放性。侦查实践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案件的侦破,侦查假说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侦查工作的成败。侦查实践往往围绕侦查假说展开推理和论证。构建侦查假说,需要在时间层次、空间层次和人物层次之间进行综合考量,形成较完整的有关犯罪假说体系的三个支点。     

论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的理论研究品质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研究品质.他们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刻苦钻研,不懈追求,致力于攀登科学高峰;始终坚持精心研究,严谨治学,力求思想不断深化完善;并且能够做到审时度势,勇于更新,及时调整革命战略方针;做到与时俱进,随时关注新情况,不断提出新创见.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研究品质,为我们在现时期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好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榜样.     

女性“第二轮班”现象真的存在吗 —— 基于女性教育、职业和收入特征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借助国家统计局和妇女联合会的调查数据,对比了中国不同性别城镇劳动者在有酬劳动 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分配上的差异特征,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影响女性群体时间选择偏好的主要因素。 结果表明,在中国女性城镇劳动力者中,显著存在着“第二轮班”现象,即不仅参与有酬劳动,而且负担了很 大比重的无酬家务劳动。同时,教育、职业和收入等因素对不同性别劳动者时间分配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蒙元对西北各民族地区的经营设治

蒙元统治时期的西北,民族情况复杂,各民族的迁徙对流频繁,民族间的分化与重组相互交叉,政治上的统一与分裂变化无常,中央政府通过亲王出镇、建立甘肃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设置站赤、打开交通、开展屯田垦殖等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地方与元王朝中央的政治联系,巩固了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     

万历四十七年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浙直总兵”考

明天启元年（1621）,明朝使者单凤翔一行渡海到达日本.单凤翔带来了两年前明朝“浙直总兵”申致日本德川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外交文书,试图就海盗问题与日本德川幕府进行直接交涉.关于这一“浙直总兵”投书德川幕府事件,明朝方面的史料难以考见,日本方面却留有颇多相关记录.但是,关于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王姓“浙直总兵”,日本方面的史料不明其人,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也均未对之做过相关阐释.文章试对该“浙直总兵”做考述,并因以管见当时中日交涉之一端.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物权法》在我国立法上第一次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但是物权法的规定并没有平息关于善意取得的争论,反而使争论更加激烈。善意取得制度既应适用于动产也应适用于不动产,既应适用于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而由第三人占有的财产也应适用于非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而由第三人占有的财产。第三人善意的时间应为一个时间段而非一个时间点。善意与非善意的证明责任应由否认第三人善意的人为之。在善意取得制度下应认定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有效。善意取得制度不适用于具有特殊性质的财产,所有权人可以取回,但所有权人应给善意第三人以补偿。     

百年鱼塭：清代东石蔡氏在台湾的鱼塭经营

清代台湾南部的鱼塭经营是台湾史研究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本文利用晋江东石蔡氏的家族文献，结合地方史志以及田野调查等资料，对清代东石蔡氏在台湾布袋嘴的鱼塭经营进行纵向考察，同时就此个案反映出的股权经营形式进行探讨。文章认为，清代台湾的鱼塭经营有多种股权形式，一种为长期合股经营，另一种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更为复杂的股权形式，如蔡氏经营的北中横塭就有塭底份（大税）、韫佃份（小税）、现耕塭份，以及承包者再行转髅的堤份等。这些不同层面的权力，既与土地经营有某种关联或类似性，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     

十告九诬：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

清代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诬告现象的普遍,有"无谎不成状"之说。究其原因,可以理解为在清代特定的司法结构之下,百姓的策略行为与官员策略行为的互动导致了清代诬告现象的泛滥,因之也成为清代司法的"顽疾"。就百姓而言,面对官府的"抓大放小"式的司法管理,选择诬告这一策略行为作为回应,以使案件得到官府的受理和重视。就官府而言,诬告犯罪本应是严厉惩治的行为,却因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被轻纵,这使得百姓诬告的风险降低,从而鼓励了诬告行为的发生。     

元杂剧“负心汉”形象成因分析

元杂剧中负心汉形象形成的原因有二：一是民族压迫的政治原因，包括当时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和元代文人仕途路断的残酷现实；二是传统观念衰落的文化原因。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元代遭受高压，普通市民常常陷入金钱物欲的诱惑中，人们已不看重恪守伦常。在以上两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当时人们为了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追权逐势，负心易妻现象十分普遍。元杂剧中的负心汉形象，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