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律生涯:清代刑部官员的职业素养

虽然清代中国缺乏近代西方那种"职业"的法律专家,但是就刑部官员而言,由于他们享有广泛的司法职能,不但占居着司法机构的顶层地位,而且发挥着司法实践的枢纽作用,因此对法律知识也颇为重视。从诗文、传记、墓志等资料中可以发现,清代中国的刑部官员与读律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刑部衙门有着相当浓厚的法律阅读氛围,官员之间商榷法律问题、合作编撰法律书籍之事,亦不乏记载。刑部官员不但具有丰富扎实的法律知识,而且法律阅读的态度比较积极,动机也比较正当,甚至还形成了较为有效的阅读方法。总体而言,清代中国的刑部官员保持了对法律阅读的极大热情,也有相当精湛的法律素养。正是这种素养,使刑部官员基本上胜任了他们肩负的修律和司法使命。     

Identification of synthetic cannabinoids in herbal incense bl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Synthetic cannabinoid agonists are chemically diverse with multiple analogs gaining popularity as drugs of abuse. We report on the use of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y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tation of these pharmacologically active chemicals in street drug dosage forms. Using these approaches, we have identified the synthetic cannabinoids JWH‐018, JWH‐019, JWH‐073, JWH‐081, JWH‐200, JWH‐210, JWH‐250, CP47,497 (C=8) (cannabicyclohexanol), RCS‐4, RCS‐8, AM‐2201, and AM‐694 in various commercially available products. Other noncannabinoid drugs including mitragynine have also been detected. Typical concentrations of drug in the materials are in the range 5–20 mg/g, or 0.5–2% by weight for each compound, although many products contained more than one drug.     

传统与西化的取舍:民国旧知识人的法律观——以《清史稿·刑法志》编纂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年,当时政府特开设清史馆编纂清史。入馆之人大多为深谙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并非如后人所谓均为"遗老"。虽然相对"五四"新文化人来说,这批人可称为"旧知识人",但其政治态度、法律观念并非完全保守与落后。考察《清史稿.刑法志》的编纂过程及其所体现的在传统法律与西方法律之间的取舍态度即可见一斑。     

清末法律改革何以如此艰难

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处在危亡之际,清政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方位的法律改革,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历史航程。由于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变法图强成为第一要务,而对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关注不够,清末法律改革进行得非常艰难。由于不是社会内部力量的推动,而是在社会外部力量的冲击下被迫进行的一次改革,造成了法律与传统文化契合的艰难。自从清代法律改革,中国法律近代化、现代化已演绎百余年,直到今天,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法律现代化之间的对接、契合,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实践课题。     

清末民初的典习惯与司法裁判——以奉天省为中心的考察

习惯在司法近代化以前不具有作为裁判依据的法源性特征,在司法近代化过程中,习惯被作为本土资源被"发现"和利用,这与固有民法中制定法的缺乏和不足以及近代西方法政思潮中习惯和习惯法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等因素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民初大理院对某些习惯的限制和导正政策,导致习惯在司法领域不仅被"发现"和利用,而且被进一步"现代化",这对地方司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

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是各方面的互动与和谐、冲突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结果。当民族权利不平衡、民族利益不公平、民族发展不均等时,就导致土司战争的发生。不同类型的战争体现了水西土司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与周边土司的关系、与辖区百姓的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要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就必须处理好民族权利的平衡、民族利益的公平、民族发展的均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略论元代彝族土司制度的创立

元代西南彝族地区创立的土司制度,以其深厚的彝族社会历史状况为基础,以元王朝治理中国西南的总政策为背景。元王朝以战争为主要手段,统一西南,征剿彝族根深蒂固的地方政权势力,降服之后即委以各种职衔,规定任命、承袭、赏罚、贡赋等内容,渐次推行土司制度。在社会政治大变革中,彝族土司叛服无常,反抗不断,终元之世,确立影响深远的彝族地区土司制度,值得再探索。     

论贵州在汉帝国的历史地位

今贵州区域在汉代绝大部分属于牂牁郡辖治,两汉时期牂牁郡是汉王朝与西南夷地区联系的重要边郡,郡治设在安顺宁谷一带,都尉治一度曾设在赫章可乐。牂牁郡既是汉帝国控制西南夷和"制越"的前沿阵地,又是汉朝廷通滇、通身毒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区,在汉帝国的版图中占重要地位。通过稳定夜郎区域,汉帝国可以协调西南各族之间纷争的矛盾,可以制约和便于平息反叛,可以加强夜郎区域与周边及中原地区的交流,并且在政治上达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从而保证边郡的稳定。     

漫话古代的“以礼治军”

“以礼治军”,是中国古代建设和治理军队的重要思想之一.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探究这一思想的渊源和深刻内涵,洞察其本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有效的借鉴和继承,才能于当今军队的“法治”和“德治”建设有所裨益.     

清末检察制度的筹设和推行

清末朝廷为挽回治世困局,将脱困之道寄予仿行日本君宪制的疾行上.在权力重组和制度新构中,传统司法的近代转型,使检察制度得以应时而生.在此过程中,筹备机构的专设和推行举措的力策,确保了清末检察制度在诸多困扰下的奋力举推,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