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之处就是立足解决中国问题,既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有理论创新。多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践中的证据法——中国证据法实施情况调查研究

证据制度是本次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体系的一个重要一级指标,我们选取了四项二级指标进行了评估,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并结合中国证据法治指数问卷调查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事人证据权利缺乏有效保障,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有所增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待落实,以及司法证明过程缺乏合理规范。     

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运作原理及实践完善——兼论捕权上提的影响及应对

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推行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是刑事诉讼“互相配合”原则的具体体现.捕权上提改革开展后,给该机制的运作带来诸如办案时间紧张、不捕率上升等问题.检察机关应积极应对捕权上提,整合控诉犯罪资源、采取措施,完善侦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司法认定中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恶意透支作出了进一步规定,并确定了"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限制条件。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两次催收的认定、三个月的宽限期计算等问题仍存在争议,本文试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再论社会危害性——对犯罪本质理论的批判

针对社会危害性概念的批判由来已久,但不管是否定社会危害性的观点还是用其他概念替代的观点,如法益概念,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即真正有损于犯罪认定的,并不在于这一概念自身的内容是否具有规范性,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犯罪本质观念。刑法学的研究不应纠结在何谓犯罪本质上,而应围绕着犯罪成立要件而且围绕着确认犯罪成立的最后一项要件展开。以社会危害性说为代表的犯罪本质论,实质是将追问犯罪的本质作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标,且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依赖于对社会危害性的笼统证明,这损害了犯罪认定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因此,只有取消社会危害性所代表的犯罪本质观念,才能在犯罪认定标准中确立真正的阶层性犯罪论体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理念和重大实践对民办高校思政教育队伍建设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形成了极为宝贵的创新理念和重大实践。这些理念和实践具有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实践对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存在理论学习不深入、学生思想动态调研不充足、专业技能学习不及时、融入学生群体不顺畅、思想政治辅导员队伍不稳定、辅导员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之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融合等薄弱点。针对这些问题,应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将一切工作的初衷紧紧围绕着学生这个群体,促进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     

1995-2010年我国多发性侵财犯罪发展演变及侦防对策

我国多发性侵财犯罪多年来高发低破,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1995——2010年16年间,多发性侵财犯罪有其相对稳定的特点:盗窃犯罪始终位居侵财犯罪发案量首位,流动人口始终扮演着犯罪主体重要角色,不同类案始终存在着可探寻的犯罪规律等,亦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公安工作中应不断创新警务防控策略,提升社会综合治理能力;侦查实务部门亦从战略思路的确立、机制建设的完善、侦查模式的变革等不断提升综合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效能。     

美国无救助义务规则的修正

无救助义务是美国传统侵权法上的一项重要规则。由于社会组织结构的精细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容易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如果还任由人们对他人的困境无动于衷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加之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越来越小,故美国选择了一条侵权过失责任的改良道路,主张不作为不应该成为被告承担过失责任的障碍。而美国的司法判例和立法经验也告诉我们,一般无救助义务规则正经受两方面的侵蚀:一是扩大特殊救助义务的范围;二是通过制定法律承认一般救助义务。     

从大陆回台的台湾学生在台湾光复初期的民主斗争

台湾光复初期,曾在大陆学习或生活过的一些台湾学生回到了台湾,他们在争取台湾民主和祖国统一,反对专制政治制度的斗争中,参与了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二.二八＂事件并进行武装斗争;利用文字宣传和做青年学生的工作,传播民主和祖国统一的理念。     

抵御执政风险——以“共建共享”为核心保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逐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更加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的新里程碑。＂共建共享＂思想顺应了新时代执政规律的需要,顺应了新时期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