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ICSID仲裁庭对“投资”的界定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的缔结历史表明,长期的协商和谈判并未促成缔约国间就投资一词的含义达成统一意见。同时,由于ICSID仲裁庭的组成依个案而不同,对于投资的界定每个仲裁庭的方法也并不完全相同。根据ICSID仲裁庭过去的判例,仲裁庭主要依据两种方法对投资进行界定。ICSID仲裁庭应当在充分地尊重缔约国因接受ICSID仲裁体制所让渡的主权权利的基础上,严格地解释《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及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投资的含义。因此,笔者认为确有必要改进仲裁庭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界定投资的方法。     

刑事诉讼审级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现代各国的刑事诉讼审级制度虽有一定差异,但多是以三审终审制为原则确立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法院改革的不断深化,现有四级两审终审制的缺陷已不断显现,并与现代审级制度的一般原理相悖。现有审级制度在程序设计上以及在与司法体制相融合时表现出的渚多缺陷,已经影响到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需重新建构以三审终审为原则,以一审终审为补充的刑事诉讼审级制度,同时实行法院的职能分层,规范再审制度。     

医患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法律关系

医患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是正确理解法律、适用法律的基础。我国相关学说虽然多,但仅仅是站在某一个立场,或以某一现象为基础,难免会有失偏颇。理论界的研究尚欠深入,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问题。文章从法学的角度论证,医患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是民事法律关系,它不属于民事合同关系,而与侵权责任关系有相似,但由于医学科学和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它应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法律关系。     

过错与抗辩：以名誉权侵权为重点

不法性不应作为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而应由过错要件吸收。过错本质上为主观范畴,但其衡量标准可以客观化。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同属宪法规定的基本权,法律应慎重处理二者冲突的情形。名誉权侵权中应区分不同的行为人主体和被报道对象而作具体分析。其中,过错具有独特含义:就故意而言,应指言论发表人对该言论的虚假性明知或对其真假完全的漠不关心;就过失而言,应指言论发表人未尽一般理性人的注意义务。行为人享有除真实性抗辩外的多种无过错抗辩。     

补偿博弈与第三方评估

从对公共利益、公众参与、公平补偿的强调来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比《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步显著。然而,引入经济学中博弈论概念工具对该征收条例的解读表明,公平补偿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估机构。该征收条例中一些模糊的规定,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赋予评估机构以垄断地位的制度设计,为政府和评估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留下了极大的空间。由此,构建有效的第三方评估市场,并在政府报价之后赋予被征收人以真正的自由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是构建法治社会中和谐的征收关系的关键。     

法律解释的困境

由于法律解释元规则的缺位 ,法律解释学很难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疑难案件的判决结果并不来自于法律内部 ,对不同判决方案预测其社会效果并权衡其利弊得失是隐含于法律解释中的思维过程 ,正是这个隐含的思维过程决定了疑难案件应当如何判决、法律应当如何解释。     

论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与实现路径

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只有深刻把握其本质特征才有可能实现。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体现在六个方面:公平正义、规则有序、协调均衡、价值坚守、社群互认和宽容仁爱。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历经两个阶段:法理阶段的社会和谐和伦理阶段的社会和谐,前者是和谐的基础阶段,后者则是成熟阶段。实现社会和谐应从基础阶段开始,以对公民权利的诉求为实现路径的开端,在各利益集团、各社会阶层相互博弈过程中达到多方利益的相对平衡。尔后向成熟阶段发展,以对他人和社会承担义务和责任的首要诉求为实现路径的开端,通过内敛与自我约束而达到非博弈状态下的利益平衡。这才是理想状态下的社会和谐,因为体现了更丰富的道德内涵和本质上的公平正义。     

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特点及其价值追求

中国古代工匠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群体含义不同,但他们所具有的精神特点却是共同的。这种精神特点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是理性实用下的开拓创新精神,其二是艺术审美下的精益求精精神,其三是经验主义下的科学探索精神。这些精神特点的背后其实蕴涵着古代工匠们对和谐、平等、敬业、法治等价值的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与当今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工匠精神的内质是相通的。     

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

宪法实施中的违宪审查机制与宪法诉讼方式是两种不同机制的区别。在分析西方国家宪法实施的路径,以及中国实行宪法监督走违宪审查之路面临的困难后,根据违宪审查与宪法诉讼相别的理论,提出中国的宪法司法化方案,即违宪审查权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而由最高法院承担宪法诉讼的任务。     

作为行政侵权客体的精神权利

精神权利作为行政侵权的客体经历了一个不予承认到给予承认,从最初的采取限定主义原则到后来的非限定主义原则的过程,而且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的行政侵权制度并未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很不完善。在我国建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的赔偿金制度是必要的,为了切实地保障行政侵权中的精神权利,应当遵循全部赔偿的原则,而且要对赔偿数额进行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