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利润及其分配的税收筹划

国家强调依法征收,对纳税人要求依法纳税,在这种大的法制环境下,站在纳税人的角度,如何正确理解税法的规定,对纳税人节税有着重要意义。探讨如何正确调整计税所得额及所得税后利润分配,如何使纳税人取得节税的利益等可以帮助纳税人学税法、懂税法,使自身利益得到保障。     

不当得利行为能否构成侵占罪

不当得利构成民法上的债的侵权,是一种具有非法性的民事行为.当不当得利行为人占有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拒不返还时,能否按照侵占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是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一直困扰我国司法界和法学界的一个复杂问题.实践中因不当得利而发生"侵占"的情况多种多样,拒不返还不当得利财物的现象已构成了对社会的严重危害,迫切需要对此进行刑事化剖析.本文结合民法原理和犯罪构成对不当得利行为的非法性、罪责性及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具体分析,以客观、合理地认定不当得利与侵占罪的关系.     

论英国个人隐私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构建--以英国《人权法》颁行后保密责任构成要件的再解读为视角

在英国通过《人权法》法案前，新闻自由未被视为一项法定权利，但民众早已形成一种共识，新闻自由理当在社会中得到保障。而隐私权作为自然人权，具有普世价值，大众也应享有“对自己隐私合理期待”的权利。媒体为迎合大众的低俗口味，把闲话转为商品，其触角甚至伸向受害者。由于隐私权法的缺位，公民的隐私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中，民众只得依据其他诉因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人权法》颁布后，法官在实践中对保密责任新标准重新解读，这种变化对后续的判例产生了深远影响。     

揭开集合侵权的面纱——从术语翻译到制度建构的追问

Masstort应译为“集合侵权”。“大规模侵权”存在形式和实质上之不足，不能标识恰当的判断标准，无法揭示整体性侵害这一本质，也难以统摄两大基本类型。基于整体结构转型、构成技术和归责机制失灵等原因，集合侵权不能融入传统侵权法，属于侵权法上的“情势变更”。为应对集合侵权，实体法须采取拟制集合团体、醇化责任基础、损害赔偿模型化、缓和证明责任等措施；同时，应以集团诉讼为中心构建程序制度，并实现私人自治和国家强制的结合。我国初步具备了应对集合侵权的实体法基础；程序法上还亟待建立集团诉讼制度，改变行政主导应对程序的现状。     

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法律救济

界定高空抛物行为,解读司法实践的二元化判决背后的法理,评析《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规定,限制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分析高空抛物行为责任性质,并认为一定范围内可能的行为人应当分担受害人的损害,而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最后,在肯定现行的法律规定的同时,提出健全保险制度、完善国家责任和督促物业公司和业主建立物业补偿金制度。     

法学视野下的人工器官产品研究

随着生物材料技术、免疫抑制技术、转基因和克隆工程的发展，人工器官正逐渐通过实验研究进入临床应用阶段，为解决器官捐献人不足开辟了新途径。受法律调整的人工器官应当包括人工材料制成的医疗设备和装置、利用干细胞技术培育的人工器官和组织、被敲除与人血不相容的动物DNA片段的动物器官和组织。人工器官与生命伦理密切相关，其造成的损害具有特殊性。警示、召回是人工器官缺陷的主要补救措施。人工器官分配除了应当考虑相对成功率、预期寿命和家庭角色，还应当考虑拟植入候选人的过去服务，以便体现公正原则。     

简析我国网络隐私权的保护

随着网络事业的迅猛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方便、快捷与商业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追求精神世界的和谐与安宁,因此有关网络隐私权的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从隐私权概念入手,通过对各国法律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分析,提出对目前我国网络隐私法律保护的思考。     

地上权制度之历史研究——兼评我国地上权立法

地上权制度是用益物权制度框架内的一项基本制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地上权具有了崭新的内容,在我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条件下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尤其是有助于解决城市用地、工业用地、居民住宅建设用地,以及在他人所有的土地上下铺设管道等公共设施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香港民事侵权刍议

香港民事侵权分为侵犯和非故意干扰两类,对民事侵权的救济可以是法外的,也可以是经过法庭裁定的。在民事侵权诉讼中的被告,可以提出免责理由为其辩护以达到免除责任的目的。可以对香港地区民事侵权的含义、种类、救济手段以及答辩等法律规定予以借鉴。     

论环境责任保险对侵权法之影响

侵权法的局限性催生了环境责任保险,而传统侵权理论对环境责任保险正当性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它阻碍了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事实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把环境民事责任与合同契约责任有机联系起来,弥补了侵权行为法在环境侵权领域的局限性,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不仅不违反道德规范,不会导致个人责任没落,反而突破了传统侵权理论的桎梏,强化了侵权法的补偿功能,促进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扩大了侵权责任的范围和领域,有助于近代侵权法向现代侵权法过渡,对侵权行为法具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