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核心企业培育的陕西产业集群发展对策研究

产业集群是区域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途径。产业集群的发展与核心企业的成长相互影响、相互决定。核心企业在产业集群发展中起着企业集聚、产业组织、产品导向、创新引领的作用。从陕西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出发,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设计,应突出核心企业的集聚、衍生、裂变以及配套企业的关联和产业组织的根植。在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需采取相应的针对核心企业作用发挥的产业政策。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区域引力与产业布局研究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成立,为东北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虽然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内存在着两个经济中心,但延图龙地区的经济发展辐射能力明显低于长吉图。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使得长吉图的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该核心区的第二产业实力雄厚,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而延图龙核心区第二产业与周边地区产业发展存在脱离现象,未能实现优势互补,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较好,但现阶段的辐射能力不足。因此,必须加大延图龙及珲春市的建设,推进另一个经济中心的快速增长;大力推进长吉图区域的交通建设,促进产业升级及转变产业增长方式。     

城乡统筹视角下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十二五"时期,吉林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统筹城乡,而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的必由之路。目前,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都有稳步提高,但仍然存在着经济整体水平不高、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需调整、城乡差距大、生态环境差的问题。要全面推进县域经济,必须遵循"三化"统筹、推进城镇化和低碳化发展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和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产业集群以推进工业化;发展城镇经济以推进城镇化;培育龙头经济以促进农业现代化。     

西方国家放宽经济制裁背景下的缅甸经济发展前景

西方国家对缅甸实施长期经济制裁,深刻影响了缅甸的经济发展。2011年3月,缅甸新政府执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举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也促使西方国家放宽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在此背景下,缅甸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陕西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探讨

中国经济在向城市经济侧重近20年后,正进入向县域经济侧重的转换阶段。最近三年,中央重新审视"重城轻乡"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态势,首次突破性地提出"县域"概念,并将"县域经济"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宏观经济政策呈现出向县域侧重的明确的方向性变化。这些转折性信号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大发展时代的到来。陕西县域经济的发展,需借鉴国内外县域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探索陕西发展县域经济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当前非公经济发展面临的六个转折点

当前非公经济面临六大转折点:二次创业;新旧经营模式转换;人员新老更替;参与世界经济循环;经营竞争升级;增长模式转变。完成六大转折,对非公经济乃至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的前瞻性问题

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完善基层民主,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已成为共识,只是在修改方案上存在分歧（小改、中改、大改）。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来看,农村集体组织包括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相应的组织法,实践中是否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与村民自治组织关系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已经对基层民主的实现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产生障碍。因此,如何定性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成为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面临的前瞻性问题。本文以两者应该合而为一为出发点,阐述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具体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

我国《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工作已全面展开。这次修改以中国经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为时代大背景,因此,我们应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大刀阔斧、锐意改革。具体而言,应当涤除计划经济的理念和制度,删除《商标法》中"加强商标管理"的立法宗旨,将《商标法》调整对象从"注册商标法律关系"回归到"商标法律关系",重构《商标法》中的商标利益平衡机制,从而推动我国《商标法》的现代化进程。     

Network neutrality: Issues for Australia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saw the beginning of substantial debate on “open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the related concept of “network neutrality”. This paper i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some of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debate, focussing on the difficulties of attempting to regulate rapidly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particular issues of price and market regulation in Australia. Generally, network neutrality advocates believe that without regulation,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will use their control over “last mile” infrastructure to engage in discriminatory and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against content providers. Opponents argue that this concern is illusory, and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requiring neutrality will in their turn restrict innovation by network providers. In Australia, most discussion has focussed on price and market regulation. However, many Australian opponents of network neutrality say that it is an American problem, irrelevant to Australia, because of different pricing models for the Australian broadband market.     

外资并购与民族经济协调发展的法律问题研究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外资并购出现了新的特点,新特点的出现也显现出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不足。我国应完善外资并购立法,加强执法监督力度,对特殊行业外资并购及时出台法律进行规制,让外资并购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建设,实现外资并购与我国民族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