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故意非真实意思表示

民法以确认和保护自由为己任,而其实现的手段是私法自治。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实现的工具,其基本要素意思表示在民法中的作用和位置便更为凸显。意思与表示有时不一致,而表意人故意为之便是其中的一种。在系统分析表意人故意使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各种形态及其在国外的立法例,并将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虚伪表示的规定与国外的相关规定相比较后,明确指出我国缺乏就游戏表示、心中保留和隐藏行为等行为类型做出相应规范,在通谋虚伪表示方面的规定也存在一定残缺。因此,就上述立法上的缺陷提出在将来的民法典中应如何进行完善的拙见。     

民办非企业单位制度质疑

作为文件术语的法律升级版,"民办非企业单位"一词不是经过批判性反省和提炼的法律概念,它舍弃了严谨的法人概念,重拾含混的单位话语,以致民办非企业单位制度内涵混乱不堪、外延模糊不清、体系庞杂无序,其制度价值颇受质疑,需在非营利法人制度的整体框架内进行重整。鉴于我国现在尚无财团法人与公益法人的概念,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律性质当前可以明确为"公益性的非营利法人"。     

法律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我国的监督体系是一个对权力进行多角度监督制约的有机统一体。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对法律的执行和适用情况进行的有法定效力的监察、督促工作,其本质属性是权力制约。检察机关的宪政地位决定了法律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在监督体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纯粹法学"视角下的立法权正当行使及其批判

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判准不能由立法权权力本身来证明,它的判断标准不在于法律的"实证性",更重要的是需要突破"法条"回归立法的"社会"维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探讨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对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影响,并揭示其理论的限度就显得十分必要。哈耶克和莱奥尼对凯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哈耶克从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立法权正当行使不能超越内部规则,而在莱奥尼看来,立法权正当行使应当来源于个人的诉求。     

契约精神与税收筹划的合理界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筹划是一种普遍的以增加纳税主体可税性收益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安排,但对税收筹划的法理论分析却非常薄弱。从对现代契约精神的尊重与实现出发,剖析税收筹划深层次的法价值理念,税收筹划中契约精神的延展、异化及理性复归等问题,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税收筹划的"弱理论性"问题。     

失衡的公司利益关系与刑法保障

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关系,应当围绕着以股东利益为轴心,向其他公司法主体辐射,从而构成相互制约与协调的利益平衡体系。由于公司法律文化传统的缺失,公司法上的各种利益关系严重失衡。虽有民事、行政保障予以规制,但因民事保障机制薄弱、行政保障效果衰微,不足以抑制侵犯公司利益关系的违法行为,为此,加强刑法的刚性保障,从立法模式、犯罪增修和刑罚设定强化规制就成为必然。     

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稳定观

传统稳定观缺乏科学发展观内涵,忽视解决影响稳定的根源问题,重治标不重治本,这样的稳定工作永远是被动的。只有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稳定观,注重从源头上发现和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才能确保稳定工作既适应新世纪的新情况新问题,又牢牢把握稳定工作的主动权。     

宪政国情与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

宪法监督模式的选择必须符合我国国情,这是宪法监督发挥作用的前提。我国宪政国情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政治理念上,强调议行合一;制度层面上,人大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实践层面上,执政党是实际的国家权力中心。特有国情使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面临是否承认分权、人大是否受监督、执政党行为是否受制约等困惑。特有国情决定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实质是保障各级各类国家机关贯彻执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而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行为应受合宪审查。我国应建立执政党成员占主导地位的、中央与省两级分别设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这种宪法监督模式有利于实现对执政党组织的监督,有利于树立人大权威,有利于实现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     

整合情报信息优化警察临战决策

实现对警察临战活动的动态管理,建立警察临战决策支持系统,帮助临战指挥者在短时间内迅速而科学地作出和实施突发性事件决策,是获取临战活动竞争优势的保证。基于数据仓库的临战决策支持系统,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建立各种模型和知识仓库进行分析,并通过一系列形象化手段向临战决策者提供分析结果,可使决策者从更广泛、更全面的视角了解临战情况并分析其发展趋势及内在原因并据此作出更科学的决策。     

未成年人注意义务对我国监护人责任立法的启示

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侵权的法律责任采取统一由监护人承担的方法,没有考察行为人的过失能力,也没有考察行为人的过失,这样的立法简单粗糙,极不完善。可以借鉴美国法的未成年人注意义务,丰富我国的立法内容,完善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