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的构想与实践——福州市检察机关“检务督察”制度改革之思考

“监督者受谁监督”,针对这一长期困扰检察机关的命题,本文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制度构建的角度,分析现有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比较当前各地改进模式的利弊,结合福州市检察机关的改革实践,提出并论证以融合监督性机制和制约性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检务督察制度”。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的审查判断及排除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以其特有的客观性、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征而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着令人更为信服的证实作用,从而显示出实物证据的证明优势。但实物证据在刑事诉讼证明中,也存在其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实物证据的审查,应主要从其客观真实性、证据来源、保管和鉴定过程、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是否全面等方面进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实行有别于言词证据的裁量排除原则,即只有在相关部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才对其予以排除。     

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实施执法监督的思考

2008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生效后，我国形成了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全新戒毒体系，从法理精神和司法体制改革方向上来说不愧为一大进步，更加有利于对执法权主体的监督，但由于这种监督多半是作用于实施决定权的主体，且当前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执法监督方面的立法缺失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的方法模式尚处于初级阶段，实际运作中，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主体的执法监督存在着从立法层面到实施层面的缺失，     

审判公开的限度——以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为例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判,这是审判公开原则的例外.其基本含义是审判过程不公开,其衍生规则包括:诉讼材料不公开、判决不公开、对其媒体报道要进行限制.但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也是有限度的,必须在与正当程序、被告人利益、新闻自由等利益平衡后确定是否公开审判,以确保未成年人利益与公众知情权的合理平衡.     

涉黑涉恶案件审判警务保障风险解析与防控

涉黑涉恶案件审判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警察警务保障风险表现为:未能将被告人安全、及时押解至法院,未能对羁押待审被告人实施有效看守、管理,未能保障法庭的正常审判秩序和人员安全,未能规范执行警务。为减少涉黑涉恶案件审判警务保障风险,司法警察应树立预防为主、艺术决策、多举并进、以警为本的防控理念,并加强远程押解、院外审判看管和值庭、规范化执法风险的防控措施。     

欧洲人权法院对质询问规则的转变及启示-以“卡瓦贾诉英国案”为主线的考察

由《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d项之规定所形成的对质询问规则，在欧洲人权法院审理“卡瓦贾诉英国”一案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唯一或决定性规则”转变为了以“三步审查规则”为内容的“卡瓦贾检验标准”。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不仅源于英国法的影响，也有欧洲人权法院对公正标准的调校以及应对案件激增的考虑。而以该案为主线的考察对我国无疑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冤案的救济机制

在纠正冤案的意义十分重大。冤案纠正后的受益者首先是国家和社会，其次才是无辜者及其家属。国家应承担纠正冤案的首要责任。我们应当思考、呼吁、推动和营造一个有助于使冤案得以昭雪的制度空间。这种制度空间强调的是，以个人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为根本，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来纠正冤案，公开更多的冤案文本，鼓励学者们对其成因和预防等问题的研究，保护新闻媒体对冤案曝光和跟踪监督的权利。因此，需要建立冤案的救济途径，给冤案的平反昭雪以制度上的保障。在西方国家，要纠正错案总是存在很大的阻力，但是，总的说来，法治国家的伸冤机制明显优于中国。现有被告人上诉、申诉、检察院抗诉、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昭雪冤案的方式之外，应当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能够主动发现冤案的纠错机制。     

我国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对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折射出我国整个检察制度发展改革应完善的方向：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重视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为检察改革营造出良好的理论环境；重视检察改革中的外部关系，与法院在博弈中加强合作，在合作共赢中推进检察制度改革；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的创新型实践，检察改革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     

论检察权的配置

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应界定为检察监督权,只有弄清楚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才能明确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检察权的配置问题的研究,应当发轫于国家权力的配置的宏观层面,而落脚在检察内部权力体系的微观层面。检察改革应当遵循司法规律,不宜盲目创新求变。     

公民权益保障建设研究

城市化进程的急速推进,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利益格局,社会大转型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导致涉诉信访问题层出不穷。研究和解决公民合理的利益诉求表达、协调各方利益、畅通公民权益保障渠道建设尤为重要。本文从大连地区社会不稳定因素产生的原因入手,针对当前公民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领导干部应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理念,多方拓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途径,使维权维稳工作健康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