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检视

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起步较晚,但在借鉴国际先进立法的同时,自身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现行立法内容仍存有诸多缺憾,立法形式亦有待变革。而两岸三地间民商事交往活动的迅猛发展也对日后区际私法的完善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立法效率研究

立法效率直接表现为立法效益和立法成本的比较,间接反映了立法目的是否实现,且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了社会整体利益以及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影响立法效率的因素包括立法成本、立法效益、立法数量、立法质量和立法需求五个方面。目前我国立法效率较低,存在立法浪费、立法越权、立法谋私、立法寻租和立法低质五大现象。究其原因有四个方面,即立法的资源意识淡薄,立法资源配置不合理,立法成本效益评价机制欠缺,立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要提高立法效率,应从严控制立法数量,适当上收立法权限;树立成本效益理念,优化配置立法资源;实施成本效益预测,推进立法效率评估;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完善立法监督体系。     

论地方行政立法后评估中的合法性评价

如今地方行政立法的后评估既包含实效性分析,也包含了合法性评价。然而,合法性评价与合法性审查属不同的概念而不能简单移植。鉴于行政立法的合法性问题应在制定和实施阶段得以解决以及合法性评价在后评估中有被异化的可能,参考国外的实践并出于维护法制稳定的理念,可以认定合法性评价在地方行政立法后评估中的非必然性。     

知识经济的发展与我国现阶段的立法走向

本文认为 ,知识经济对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在这个时候如何提高立法质量和水平尤为重要。作者提出了四点主张 :一是突出科技立法的主导地位 ;二是确立“权利本位”立法的优先地位 ;三是主张立法与国际接轨 ;四是建立综合性与专门化结合的立法体制。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法案理应搁置

目前把多层次和多向度的人身强制做法塞入一个法案之中,不如终止《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草拟,通过司法层面的犯罪化将已故意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且有再犯之虞的人纳入刑法调整;借《禁毒法》改变原有强制隔离戒毒格局,促使劳动教养退出现制;将工读教育和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交由教育法和医疗法调整;尽可能考虑运用综合抑制手段而不宜匆匆确认对特定出狱人的收容处分。     

论商事立法传统与商事立法模式

每个国家的商事立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商事立法传统决定的。通过对四个典型国家及地区的商事立法传统和商事立法模式的分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通过我国商事立法传统的分析有助于合适地选择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通过我国商事立法传统及世界商事立法现状的分析,以《商事通则》为基础,各商事单行法为主体的商事立法模式应是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理想选择。     

我国证据关联性规则的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关联性规则是一项基础性证据规则,在证据规则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已经体现了证据的关联性规则,但还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制定较为系统和成熟的证据关联性规则,以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保证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     

银行业反洗钱若干问题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洗钱犯罪在中国发生。对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管,有关法律尚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为犯罪分子大规模洗钱提供了方便。洗钱犯罪与其上游犯罪交织在一起,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打击和预防。     

情事变更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上的适用

合同法中的情事变更原则在国外被普遍适用,但我国一些学者以稳定经济生活秩序等理由排斥情事变更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中的适用。根据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将来的立法也应承认情事变更原则在合同法中的适用,但应防止该原则的滥用。     

执法规范化建设与法解释学进路

规范执法既是党和政府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吁求。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要强调以法律为自洽的范畴，在实定法范畴内达成规范执法，即以现行法律为执法的唯一和最高标准，以法律解释技术为桥梁，沟通事实与法律，以实现统一的执法程式和执法尺度，促成执法的确定性、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