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介入刑事审判后程序的法理思考

以法院庭审为界限，庭审之前的准备程序称为刑事审判前程序，庭审之后的程序，称为刑事审判后程序。这样划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辩护律师开庭前后的诉讼活动进行区分。应将辩护律师在休庭后择日宣判、一审判决送达后到上诉程序启动前以及死刑复核等阶段的诉讼活动纳入到刑事审判后程序中，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探究这一程序中辩护律师介入的立法缺陷、具体路径以及实践操作等层面的问题。     

论国际人权法上个人申诉权及其行使条件

国际人权法上个人申诉不同于国内法上个人申诉的概念,一般用“个人来文”一词代替.国际人权法上个人申诉权的行使必须具备以下四个前提条件:其一是国际法上承认个人申诉权；其二是国际法上承认个人拥有程序行为能力；其三是个人权利在国际法上具有可诉性；其四是国家承认个人在国际法上的申诉权并接受国际个人申诉机制的管辖.     

行政第三人权益保护问题研究——以行政许可为例证

行政第三人问题研究是行政法学界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而传统的双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只包括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由于其在国内研究时间不长,在实践中和立法中都存在很多瑕疵,这一特殊主体的权益保护不够完善,而这些都与现在的法治社会精神相违背,因此对行政第三人的权益保护问题进行探讨是必要的。     

农民工工伤维权中完善立法之思考

农民工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定群体与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在劳动保障、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着极大差别,由于他们与用人单位很少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其人身、财产权益侵害,寻求司法救济时困难重重,因此就农民工工伤维权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完善立法,从制度上切实保障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救济的困境和出路

知识产权的行政救济是知识产权保护中一个重要内容，它可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免受权力滥用的侵害，防止和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促进相关行政机关严格依法管理和执法。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救济还面临诸多困境，需要寻找新的出路。重视知识产权行政救济，有利于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完整制度。     

论国家刑事补偿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司法救助之不足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我国的司法救助并没有明确国家责任,难以担当起法律救济的重任。而刑事补偿制度明确了国家的责任,弥补了司法救助之不足,在与之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其更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建构的必要性。其中,刑事补偿参与主体、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的界定及设计是刑事补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论澳门博彩业管制中的政府“暂时介入”简

澳门《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第44条规定了三种特殊情境下政府得暂时介入博彩企业之经营,该条款十余载间却始终遭受政府弃用.公共政策的肇因固然可解释缘何第44条难以完成从“纸面中的法”向“行动中的法”的嬗变,但分析表明,条款自身的粗陋与模糊亦是澳门政府“弃法不用”的直接原因.基于性质归属,暂时介入是行政即时强制之一种,其蕴藏弱规制与强规制手段的双重品性.依此,文章以法治政府建设的二维要素——“合法性”与“最佳性”为分析工具,对暂时介入的启动时机、启动条件、介入主体、介入程序等进行了缜密设计,希冀能为暂时介入条款的完善提供修改路径与方向.     

民生保障研究:论适足生活水准权保障与实现

适足生活水准权的实现遵从辅助性原则、国家义务、平等与非歧视原则。食物权、住房权与健康权构成了适足生活水准权最主要的具体权利形态,其实现标准主要有:有效、真实与可接受。适足生活水准权的保障与实现不是孤立的,是与其他人权,如财产权、工作权等,特别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密切相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是实现适足生活水准权救济的有效方式。适足生活水准权的实现为呼声日高的民生保障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我国台湾地区羁押制度改革研究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台湾地区对其羁押制度进行大幅修订,废除了检察官的羁押决定权。在接下来的将近20年间,台湾地区又以人权保障为基础,进一步修正了羁押法制。台湾地区进行羁押制度改革的背景或历史动因是什么,台湾地区的羁押制度在改革了十几年后,其运行状况如何,是否实现当时的既定目标等问题,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论西方国家公民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

主权在民是西方国家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实质是公民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和监督,由此构成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实质与核心。从静态的结构来讲,公民监督权是体现主权在民的一系列制度;从动态的过程来看,公民监督是一系列的政治参与活动。公民监督构成了西方国家监督体系的基础,是监督体系有效运转的动力源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