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可能与路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能力。     

全面依法治国及网络社会双重背景下的法律认同建构——基于广义倾向值匹配法的实证探讨

法律认同是法律信仰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亦是建设法治社会的社会心理基础。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我国公民的互联网使用对其法律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公民的法律认同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法律在权利保障范围及权利保障时效两方面的社会认同度有待提高。探索全面依法治国及网络社会双重背景下公众法律认同的建构策略,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努力：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权利观是提升网络时代法律认同的关键环节之一;法律制度建设应将保护公民权利作为核心原则,尤其应注意依据社会发展中涌现出的各种合理的新型权利的保护需求,及时做好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工作;继续坚持并强化普法宣传教育,并运用“互联网+”思维做好法律公关工作。     

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的缺失与健全--兼谈工会组织的维权途径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机制上存在的缺失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保障农民工权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工会作为集体劳动权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对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推进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建设,应该作出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度性选择.     

高校的人权教育研究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和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人权教育的目标在于人权意识的提升和人权知识的普及。高校教育是将教育链接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大学生即将走向社会,成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因此对大学生进行人权保护教育是相当必要的。     

法理学视野下的诉讼人权

借助于法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我们可以在制度和理论层面对部门法及其理论进行反思与批判。文章拟从法理学的角度,对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人权保障问题进行研究与思考。     

论土地经营权行使中的“承包方同意”规则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3条、第46条和第47条分别规定了“投资改良土壤”“再流转”和“融资担保”情形下土地经营权人须征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的“承包方同意”规则。法理逻辑上,“承包方同意”规则乃是平衡与协调农地保障功能与市场功能冲突的法技术,亦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权能”的行使方式之一。规范属性上,其既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之亦不构成无权处分,而属于私权限制性规范,目的在于不同私权利益关系对抗和竞争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权益的优先保护。司法适用上,应区分投资改良行为与再流转两类不同情形,对于违反“承包方同意”规则的行为,承包方可通过自主意志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后果或在对抗力层面获得优先保护。     

论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的价值目标

长期以来,农民群体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制度等客观因素导致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正当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依归的"弱有所扶"、相对贫困治理、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等时代要求,为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制度安排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与价值基础。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必须坚持农民主体的权利地位、改变农民主体的弱势地位、维护农民主体的职业地位等基本价值定位;必须切实实现保护农民政治民主权利、土地经营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的价值承诺。惟此,才能逐步实现城乡居民权利的均等化,从而真正达到对农民权利进行倾斜性保护的目的。     

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恢复性司法

以恢复性司法为制度进路,追求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这一事关实质正义实现的法治目标。对犯罪人的制裁更多地涉及法律的一般性与普遍性,因此偏重于追求形式正义;对被害人权利的弥补、修复、保护更多地涉及生活中实际、具体的事件之合理性与被害人个别处遇,因此偏重于追求实质正义。在传统刑事司法制度中,被害人的权利长期遭受不应有的忽视,而在欧美获得蓬勃发展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则针对不同案件、不同犯罪人和被害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恢复性司法计划,为我国惩治犯罪人、保护被害人与实现个案中的实质正义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资源与制度进路。     

明治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的中国观——以原敬为中心

日本近代政党政治家原敬(1856—1921)的中国观具有典型的时代烙印,即"适时适机"地从中国牟取利权。同时,原敬的中国观亦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见解:"对清政略即对欧政略,对欧政略即护国政略。"另一方面,原敬在这一时期已经将目光更多地转向日本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从重视经济利益和国际竞争的角度出发,原敬认为日本在外交上不能采取强硬的举措,要注意和中国官民"友好相处",在中国维持一种对日本而言比较和平的氛围。     

中国行政法律文化30年演变与发展

行政法律文化是行政法治的灵魂,一个国家的行政法律文化,直接影响着该国行政法治的水平。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的行政法律文化正处在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嬗变过程中,即由权力本位逐步在走向权利本位;管理行政理念正在让渡服务行政理念;行政法治理念亦在渐渐取代行政人治理念,责任政府理念、民主政府理念、诚信政府理念等已成为民众的内心渴望和追求。现代行政法律文化逐步形成,并进一步繁荣、发展,推动着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