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著作权法的发展

内忧外患情况下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被辛亥革命后成立的民国政府长期"暂时适用",后依其制定了《北洋政府著作权法》。这说明民族存亡催生了中国的著作权立法,受西方思想影响,国家已从倾力于文化控制转而开始注意"民生",保护"民权"。著作权法的发展为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但也暴露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法律缺位状态下村民基本权利研究

由于法律的缺位,一些村民的土地权益以及承载于其上的基本权利处于事实上的虚置状态。在土地纠纷诉讼中,村民往往无法获得实质性的司法救济,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法律的缺位造成的。从挖掘现行法律规范的潜在价值来看,《物权法》第63条第二款所设定的救济渠道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中所包含的强制性价值条款无法切实担当起保护村民土地权益、进而实现其基本权利的使命。但是,如果能够设置＂法益侵害型＂侵权行为制度,将该种价值条款所包含的＂平等法益＂转介到土地纠纷领域,村民的基本权利是有望得到实现的。当然,法官在转介基本权利的时候,应该对其流量进行动态的控制。     

从人权保障视角看我国《疫苗管理法》的制度设计

2019年12月1日,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正式实施。该法是基于近些年来发生的多起假劣疫苗事件为社会背景,回应社会关切而制定的旨在加强疫苗监管,保证疫苗质量,保护接种对象特别是婴幼儿的生命健康,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一部专门性法律。该法设计了严密的制度体系,设置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体现了"四个最严",是我国药品领域最严的管理法。从人权角度看,它不仅是一部《疫苗管理法》,更是一部人权保障法。     

作品被转载引发的权利困境及对策研究

该文首先研究了作品被转载过程中引发的相关权利人的作品权利实际所面临的种种权利被漠视和被侵犯的表现。其次,分析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护的原创作品的作者权利和首发原创作品媒体的在转载过程中权利的对策。     

论《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扩大适用——以阿斯利康公司诉欧盟委员会一案为视角

自由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是现代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两把利剑。以往判例所确立的原则是欧盟竞争法在特殊情形下被有限的适用于知识产权行使过程中的某些行为,竞争法的适用通常要满足非常严格的条件。而在新近作出的一份判决中,欧盟普通法院首次将《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①适用于知识产权的申请行为,而且在适用过程中,明显放宽适用条件。这种在知识产权领域扩大适用竞争规则的行为有损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独立性,而且在今后类似案件中也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仅具有特例性,而非普遍意义。     

我国农民地权保护问题探析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人为本、权利在民理念下,农地制度更应向着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方向演进,扩大农民地权则成为这一目标的必然要求。由于地权是多元权利的集合,扩大农民地权不应直接置于所有权层面,而应依据现行制度安排,以形成地权体系中的具体权利内容为对象,将农民现实的土地权利予以强化,进而由下至上取得逐步改造。     

冠名权概念解析

冠名权是权利人享有的以自己的名号冠于某种事物名称之前的权利。冠名权概念建基于可供统一整合的事实基础,具有独立、严整的内涵和丰富、特定的外延,冠名权概念的析出和整合是面向现实生活的理论抽象和对制度需求的应然回应,冠名权的出现是人格权理念的变革与发展。宜将冠名权明确规定为一种具体人格权,纳入人格权法的保护范围。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自主性

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需要社会自主性的充分发展，社会组织的广泛兴起是社会自主性增长的客观载体，公民意识的普遍崛起则是其主观要件，并在本质上归结为社会权利的扩展伸张。     

论人权原则与政府信息公开

人权原则以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体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人权原则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人权原则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具有抗衡权、正当程序实现权和保护请求权等应然权利。本文将人权原则理念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求达到人权原则对政府信息资源运用的理性指导与控制,进而构建政府权威信息源头地位。     

协商民主的理论及其实践：对人权保障的贡献——以协商民主的权力制约功能为分析视角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契合了当代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核心追求，其宪政功能突出表现在通过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以整合多元社会共识，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正当合法性，凸显宪政国家人权保障的终极目标。当前各国的乡村社会和地方城市产生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为人权保障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