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虚假陈述的刑事责任探析

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陈述是一种重要证据。它是追究犯罪的起点,也是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与非罪的重要证据来源。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由于种种原因,在司法机关向其收集证据时,作出了违背客观事实的虚假陈述,干扰了刑事诉讼的证明进程,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有些案件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社会影响很坏。对于此种行为如何定性,无论在我国刑法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亟待达成共识。     

检察工作视野中的刑事被害人补偿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决定,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即告终止,在法律上排除了犯罪嫌疑人的存在,致使被害人无法通过诉讼程序获得赔偿。在检察环节,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既保障了被害人的人权,又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论被害预防的不足及对策

被害预防是从被害人角度研究防止犯罪的自我防范举措,是根据犯罪诱发因素与制约因素的互动关系,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制订并实施的对策。实践中对被害人被害责任追究和被害人权益保障制度的缺乏使得被害预防并没有真正的发挥作用。建立被害人过错责任机制和犯罪被害补偿制度,并将被害人纳入法律援助体系之中将更有利于被害预防的开展。     

论侦查程序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犯的人,提高对加强侦查程序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的认识,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控告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等权利,可以保障刑事被害人的人权,维护社会稳定.     

Victim Cooperation in Intimate Partner Sexual Assault Cases: A Mixed Methods Examination

Extant research overwhelmingly indicates that victim cooperation influences case outcomes in both sexual assault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cases. However, no studies have examined cooperation decisions in intimate partner sexual assault (IPSA) cases. This study uses data on sexual assaults reported to Los Angeles law enforcement in 2008 to address this issue. Because the contextu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exual assault can vary dramatically depending on the suspect-victim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estimates a model of victim cooperation that includes factors unique to IPSA. Additionally, the current research discusses how police practices and perceptions likely interact with victim characteristics to affect victim cooperation decisions. Quantitative findings are supplemented with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victims reported for declining to cooperate.     

论我国对性犯罪被害人特别保护的完善——基于现状分析

性犯罪从根本上损害被害人人格尊严,使被害人难以从创伤中恢复,因此,相当多的国家均对性犯罪被害人采取特殊的保护方式。而在我国目前,不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还未意识到性犯罪被害人的特殊性,从而表现出多方面的迟滞,这对我国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非常不利。     

知识产权犯罪人与被害人互动关系实证研究——以137个典型知识产权刑案为样本

犯罪是加害与被害之间互动的产物,对知识产权犯罪的研究应当引入犯罪人与被害人互动关系。通过对真实知识产权刑案进行实证分析,从定性和定量的结合角度就知识产权犯罪的特征、规律等问题进行探索。知识产权犯罪有其固有的特殊性,知识产权犯罪人与被害人多为同行、雇佣等密切关系。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增强防范意识,从内外两个方面保护其知识产权,使之免受侵害。     

论刑事和解视野中的犯罪客体价值——对误入歧途的刑事和解制度的批判

在目前国内有关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中,均存在着过度抬高被害人地位的问题,似乎只要被害人谅解犯罪嫌疑人,案件就可以无条件地适用刑事和解。而从本质上讲,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协议能否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并导致量刑上的从宽处理,既取决于被害人有无刑事实体处分权,也受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的制约。因此,被害人的谅解并不是刑事和解的核心要素,应当重视犯罪客体在刑事和解中的价值,它决定着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有无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被害性与被害预防

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的重要一环,被害预防应该从被害性分析着手。被害性即指人身上所存在的足以导致犯罪侵害的一切特性,它与犯罪心理紧密相关。从犯罪人犯罪前的心理状态分析,犯罪人选择作案对象有一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了被害性。被害人就其有无过错可分为两类,不同的类型具有不同的被害性,被害预防应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进行。     

损害赔偿范围确定中的法律政策

现实生活中的损害广泛和复杂,而民法只对有限范围内的损害提供救济。法律政策决定着民法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在近代民法,通过过错责任、因果关系、非财产损害不赔偿原则、直接受害人理论以及违约责任中的可预见规则等法技术过滤工具,实现的是最大限度地保障经济自由、行为自由和最低限度地救济受害人的法律政策。随着民法向现代发展中法律政策强调有限制的经济自由、合同风险更加公平的分担以及对人具体关怀下受害人最大限度的救济,各国法通过扩展无过错责任、扩大非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和可请求赔偿主体以及发展法定的一般注意义务来予以回应。我国损害赔偿法应明确其法律政策,并以此为前提确定更加合理的损害赔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