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认效力否认之依据-基于“诚＂与“信”的法理展开

自认制度既是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外在表现。自认对于争议之两造以及法院均产生约束力。自认免除了对方当事人对相关事实的证明责任；法院应将自认之事实作为判决的基础；而自认一方当事人应言而有信，不得撤回自认。否认自认效力的依据在于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承认严重背离了诚信原则的真实要求。自认效力的否认包括家事诉讼中对超越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支配范围事实的承认、虚假诉讼中对以侵犯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虚假事实的承认以及对违反众所周知事实的承认三种情形。自认效力的承认与否认型构了自认制度的基本框架，并共同承担向社会倡导诚实守信的良好行为风尚的功能。     

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路径探析

政府公信力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更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政治文化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     

论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塑造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其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与传统媒体相比，其公信力较低已成为影响我国互联网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网络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应有地位。媒体的权威性、信息的原创性、内容的真实性、传播的即时性、格调的高雅性影响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提高网络媒体公信力，需要政府、网络媒体、社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主要包括：强化政府监管；加快制定和完善网络立法：加强网站自身建设；提高采编人员专业素质；报网结合；建立平民式舆论监管机构：树立人人都是把关人的理念；加强受众需求研究。     

The Woman Victim in a Country in Crisis: A Reading of Tagwira's The Uncertainty of Hope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my reading of Valerie Tagwira’s The Uncertainty of Hope as a feminist text that portrays female victimhood in the context of a failing postcolonial state. Tagwira writes about the experiences of a woma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Murambatsvina, officially termed ‘‘Operation Clean Up.’’ The Zimbabwean Operation Clean Up of 2005 was condemned worldwide; and in her novel, Tagwira gives an often-ignored dimension of a woman’s experience of it, in the general context of a country facing seriou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llenges. For Tagwira,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Onai, as well as those around her, do not have links to their racial identities. Thus, Tagwira redefines the enemyvictim trope of the Third Chimurenga by subverting the stat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ruggle discourse of the Third Chimurenga. In the state’s discourse, the victim trope is racial, the state enemy is the former colonial master (in support of the opposition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victim is the previously colonised black. In my analysis, I have used Susan Wendell’s theory on oppression and victimisation as contained in her article Oppression and Victimization: Choice and Responsibility (1990).     

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之论纲

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能够得到有关社会组织或成员的支援和帮助的一种法律权利.它是社会人道主义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现,也是减轻被害人所受犯罪损害的现实需要.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援助体系,为被害人实际享有获得社会援助权提供了现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未从法律上确立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也缺乏援助被害人的社会工作体系,只是部分被害人获得了某些"边缘性的援助"或者司法经济救助.因此,立法上明确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规范社会援助被害人的方式和内容,是被害人获得有效社会援助的制度保障.     

国家权利·国家被害·国家护卫需求

国家权利是国家就维持其存在和履行职能所应有利益而享有的一种支配自由。国家也会受到犯罪的侵害 ,国家被害的客体是国家权利。国家权利也有防御犯罪和利益补救的护卫需求。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随着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备受各方关注,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也应当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并缺乏保障。应从立法上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建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机制,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实质是犯罪损害追诉方式的公私合一,该制度设计混淆了公益和私益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导致两种权益保护相互冲突进而对刑事司法结果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公私分离是刑事被害人去当事人化的当然制度选择,其立法对策主要包括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被害人为特殊诉讼参与人、废除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就定罪量刑发表意见的权利、废止被害人刑事自诉权和切断其引起刑事二审、再审的程序路径。同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举措,如允许被害人对其物质和精神损害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等。     

支持理论下民事诉讼当事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传统研究重视“法的供给”视角,致力于创设“良法良制”。通过转向“对法的需求”视角,本研究基于支持理论和法律意识理论,访谈了142名四类常见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本研究发现,当事人对司法的信赖分为“特定支持”和“普遍支持”两个维度。负面的诉讼经历仅会降低当事人对主审法官(法院)的评价(特定支持),尚未削弱他们对法院系统及司法制度的评价(普遍支持)。此外,当事人可以被进一步分为“门外汉”和“入门者”。前者不信赖法院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法律意识与司法制度间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入门者”的意识则限定于法律体系内,只在意法官的审判质量。随着司法系统的日渐完善,“入门者”对司法的信赖有望逐步提升。但“门外汉”则需要通过“知情(法)受益”这一过程先转化为“入门者”。     

权利平衡视野下的被害人保护

我国在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与救济方面,存在着诸多失衡与不足等问题。目前,这些问题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何解决权利平衡视野下被害人保护的问题,既是完善和谐司法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