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监察侦查的学理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我国反腐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剥离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机关按照《监察法》的内在逻辑对这些犯罪行使“调查权”,实质是将监察权引入刑事诉讼,监察机关对这些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实质是“侦查权”。按照刑事侦查一般原理,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全面法治化的推进逻辑,特别是刑事诉讼宪法化的内在要求,《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未来发展需要对监察机关“调查权”一并进行调整,要围绕“侦查权”双向落位重塑“调查权”,要做到授权与控权同时并举,进一步规范立案机制,完善侦查原则,优化侦查构造,规范侦查行为。监察侦查权的法治化,既伴随着再次修宪中检察权的适度调适,也伴随着《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相应一并修改时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适度拓展。     

“坦白从宽”刑事政策与辩诉交易制度比较研究

引进西方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还是完善发展我国“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是摆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面前的选择性命题。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移植“辩诉交易”不可行,“坦白从宽”法制化是当然选择。     

The politics of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 the case of Uganda*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actors have recently embraced the ‘PVE’ (preventing violent extremism) agenda. This includes consideration of PVE measures in countries like Uganda, where interpretations of non-state violence are contested and where the government has a history of strategic rent-seeking behaviour regarding counter-terrorism assistance.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and violent extremism in Uganda. We argue against a strategic reorientation towards PVE among development actors. Current and emerging threats do not justify a departure from existing development priorities. Importantly, consideration of the political context pertaining to PVE in Uganda commends a cautious approach.     

司法工作人员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共犯成立类型

根据共犯处罚根据论中的修正的惹起说,以及对实行行为的实质理解,在无身份者参与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犯罪行为的场合,无身份者不仅可以构成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而且还可以构成共同正犯。甚至无身份者还完全可以利用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犯罪,构成真正身份犯的间接正犯,不过这种场合下司法工作人员不构成犯罪,二者不再构成共同犯罪。在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犯罪行为时,司法工作人员只能构成间接正犯,而不能构成教唆犯,无身份者只能构成帮助犯,不能构成实行犯。     

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理解与适用

恐怖活动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资助、招募和运送人员的行为为恐怖活动犯罪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为有效打击上述行为,《刑法修正案(三)》增设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修正案(九)》对其罪状进行了扩充并更名为帮助恐怖活动罪。这就需要通过对帮助恐怖活动罪的立法流变、性质、内容以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分析,解决类型化的帮助行为正犯化带来的司法认定困境,为本罪在司法中的适用提供建议。     

认罪认罚案件上诉问题研究

我国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未对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鉴于认罪认罚案件可能包含被告人对权利的放弃等原因,应对其是否设置上诉权、上诉权的范围、上诉审查及二审如何处理进行法律完善。参考域外认罪协商类制度上诉权的范围以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司法风险、效率等价值之间的平衡,我国应限缩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权。应基于被告人上诉的真实动因进行分类,设置有条件的上诉权。认罪认罚案件上诉的审查方式为基于被告人认罪自愿性的审查,宜引入无效辩护概念;二审处理中应增加违背意愿认罪情形等的规定。     

多发性街面犯罪新动向及其因应策略

以抢劫、抢夺、盗窃、扒窃、拎包、诈骗等为内容的多发性街面犯罪,近年来呈现高发势头,特别是犯罪主体与波及区域扩大以及危害程度加深动向,令人触目惊心,已经构成城市社会和谐的严重威胁。导致街面犯罪高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转型期城乡、贫富差距等一些本源性问题促使,也有法律制约和警务管理等外在因素影响。因此,重视民生、完善制度、发展经济、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而健全法律体系、强化警务防范与打击力度,则可以压缩街面犯罪空间,促使不法分子放弃犯罪并走向合法道路。     

现阶段我国的农村犯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犯罪比重下降,主要是“农村地区”范围减小、立案标准的城乡统 一和大幅提高以及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地区造成的。而现有农村地区实际犯罪情况依然比较严 重．农村外出人口的回流,将可能使农村犯罪急剧增加,以至反过来给城市和全国的治安稳 定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因此,必须从城乡治安状况互为关联的观点出发,根据农村犯罪特 点进行具有高度针对性的打击和预防工作,并通过扩大进城农村人口规模,减少农村犯罪增 长压力．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对策研究

青少年违法犯罪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其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本文从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入手,着重阐述家庭、学校、社区和司法机关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中如何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