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治框架内提升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2003年的“非典”疫病危机、2008年初的我国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6·28瓮安事件等向我们陈述了一个事实：世界进入了一个高危险时期，公共事件突发、高发已不可回避。因此，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高度重视突发公共事件，提升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引导机制

当前，虽不敢妄言中国已经进入“后诉讼时代”，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合理性已被诸多学者反复论证并在实践中广泛采用。在此背景下，关于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建构、完善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热情不减的探讨课题。置身于纠纷解决途径匮乏的现实情境，此种关注实为必要。不过，令人稍感困惑的是，人们在倾心构筑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际，却忽视了纠纷解决需求者在面临具体纠纷时选择之迷茫，这种“多元性无知”无疑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推行之羁绊。通过探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引导机制，指引当事人找到进入“某个恰当程序的大门”。     

信息化背景下经济犯罪预警系统的建立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信息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电子商务、网上办公已成为新时代的方向。公安机关也开始了信息化的进程，广东省公安厅经侦局应时而需，成立了经侦信息化应用办公室，开始了经侦信息化的具体应用。如何进一步完善经侦信息化的内容，强化经侦信息的价值，就必须在信息化基础上建立有效的经济犯罪预警系统，并充分履行打击、服务、参谋三大职能，发挥经侦信息的作用，实现情报导侦，维护广东经济安全。     

高管薪酬的法律迷思

高管薪酬机制既是资本市场辉煌的动力，也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诱因。金融危机背景下“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单向保护高管利益的扭曲薪酬机制面临反思。在薪酬机制从现金薪酬向股权薪酬过渡，股权薪酬与业绩脱钩，高管薪酬公平议价面临遭遇质疑之际，行政强制的限薪措施只是一种临时的激进措施，程序合理化与信息公开化为基石的公司治理是解决高管薪酬的方向。     

公安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随着公安信息化工作的推进，信息安全风险成为了公安机关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通过准确地识别资产、脆弱性和威胁．合理为其赋值，可以计算得出风险值的大小。以此为基础合理决策，采取转移、避免和对抗等措施，能够确保把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保障公安信息的安全。     

日本以信息公开诉讼反腐败的经验及其法治意义

日本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行政诉讼案件，即交际费、食粮费信息公开诉讼，其历时久，影响大，不仅制止公款消费效果明显，而且推进了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等重要法律的制定，为实现日本行政法制由近代法治到现代法治的升级换代作出了特殊贡献，对发展我国的信息公开与反腐倡廉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基层刑事侦查部门情报信息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农村基层刑事侦查部门的警力相对匮乏,传统的侦查模式难以适应当前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基层刑事侦查部门应认真分析农村社区的发展变化给情报信息工作带来的挑战,树立向情报信息要警力的理念,加强情报信息建设,构建自己的情报信息系统,以应对新农村建设中日趋严峻的犯罪形势。     

警察如何公开信息——从“邓玉娇案”引发的思考

“邓玉娇案”引发了社会对警察公开信息行为的关注。警察行为代表了国家权力，警察的不当信息公开行为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大众对刑事侦查的信任危机。警察公开信息行为具有回应性、职权性、不确定性和事实性的特点。规范的警察信息公开制度需要坚持公共立场，防止地方权力干预，运用正当程序公开信息，还需要全面提高警察的素质。警察在刑事侦查中，依据案件的被关注程度与案件的隐私状况作出不同的解释，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实现信息公开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通讯信息的侦查价值及侦查方法

随着现代工具的发展普及,通讯工具涉案情况越来越多。运用手机、程控电话、IC卡电话、网络通讯等信息已成为侦查破案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讯信息具有电子性、精确性和可储存性特点,具有定人、定时、定位的侦查价值。侦查中运用通讯信息应注意及时性、协作性、灵活性等几个问题。     

名人广告中的“睡眠效应”分析

现在，名人广告在广告类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广告主对广告有了更大、更多的期许，受众对广告也有了更多自己的要求。利用睡眠效应理论，对症下药，充分利用高可信性信源带来的正效果，积极地把低可信性信源的负效果转化为正效果，以真正提高名人广告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