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退出机制研究

中国社会组织的法定类型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注销、撤销和取缔是社会组织退出的三种方式。社会组织管理机关通过不定期的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将不符合政策的社会组织淘汰出局,有违社会治理常态。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社会组织退出制度各有特色,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公司法》和《企业破产法》关于公司解散和清算的制度经验,也为社会组织的退出机制提供了参考。健全社会组织退出机制需要:(一)贯彻自愿性公益的理念,形成以自愿为主、强制为辅的社会组织退出机制;(二)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营造宽进宽出的法律环境;(三)建立社会组织评估与预警机制;(四)明确规定社会组织退出时的相关法律责任及剩余财产的处置办法。     

论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

无因管理作为债的一种形式,是指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在考虑他人真实意思或可推知意思的基础上,有为他人管理、服务事务的意思,且客观上符合他人利益而在管理人与本人之间直接产生债权债务的适法事实行为。见义勇为的法律适用一般宜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无第三人侵害情形时的见义勇为,作为无因管理的特殊形态,适用无因管理的法律规定;二是在有第三人侵害情形下的见义勇为,作为阻却第三人侵害的一种行为,可以适用因阻却侵权行为之见义勇为的相关法律规定。立法应当完善对因实行无因管理而受损之人的保护,特别是应当扩大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范围以及赔偿范围。     

理性看待微表情分析技术在侦讯工作中的应用

微表情分析技术是指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有效刺激时出现的面部微表情来分析其情绪状态及口供真伪的一项侦查技术,不属于技术侦查的范畴。微表情分析技术具有判断嫌疑程度、甄别口供真伪、摸透嫌犯心理和扩大侦查线索四大功能,但这些功能的发挥需要同时满足找准基线、有效刺激、顺利捕捉和适当推导四个条件。目前微表情分析技术在个别办案机关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并且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但要注意理性应用:对于犯罪嫌疑人面部肌肉的运动变化要综合考量;进行微表情分析不能妄下结论;结合微表情、微动作与微语言来甄别口供真伪更为稳妥。     

分割法:涉外侵权法律适用中的二元价值追求

“正义”与“公平”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判断实在法适当性的二元价值坐标.涉外侵权法律适用立法也应当以“正义”和“公平”作为确定法律选择方法或规则的价值追求.“行为地法”只能反应“正义”的诉求,不一定能满足“公平”的需要.“公平”的满足还应当考虑与受害人的居所和损害修复地有密切联系的法律.“正义”标准要求判断行为是非主要适用“行为地法”,而“公平”标准要求对侵权行为的处理还应当结合“受害人居所地法”、“法院地法”等其它标准.由此,涉外侵权法律适用被分割为两个方面:行为正当性和救济的公平性,二者应当兼顾.单一采用“行为地法”背离了二元价值追求.     

我国推进志愿精神培育工作的思路与举措

目前,志愿精神以其自愿性、奉献性和公益性等特质,在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道德的进步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志愿精神培育的思路与举措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推进志愿精神培育工作必须遵循自愿性原则、普及化原则、结合实践原则和创新原则。应充分利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营造浓厚的志愿文化氛围,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持民间志愿组织的发展,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建立有效的志愿工作激励机制。     

论司法方法的复杂适用

司法方法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用来解决案件裁判的技巧和手段。司法方法可以分为通用的司法方法和特别的司法方法。通用司法方法的复杂适用没有条件制约,但通用司法方法和特别司法方法、特别司法方法和特别司法方法之间的并列的、综合的、复杂的运用,却需要具体的条件制约。这些具体的条件只能在案件事实和法律的遭遇中得以观察。     

论我国《保险法》中的不可抗辩条款及其适用

我国新《保险法》正式引入了不可抗辩条款,这将对我国保险业务的经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我国对不可抗辩条款的立法比较粗糙,对其司法适用并没有设定具体情形,在保险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立足不可抗辩条款的制度价值,通过考察国外立法规则,对我国保险法上的不可抗辩条款的具体适用做进一步探讨,以期能对该条款的司法适用有所裨益.     

《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司法适用相关问题研究——兼论醉驾应否一律入罪

《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在司法中的适用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也能够保证罪与非罪判断的准确性,体现了司法者对立法者的尊重。我们不能因为"但书"条款在司法中有可能被随意适用而否定"但书"条款司法适用本身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为《刑法》总则第13条有机组成部分的"但书"条款,理应适用于包括危险驾驶罪在内的《刑法》分则规定的每个具体犯罪。应正视醉驾各种情形的差异性,在综合考察案件所有情节的基础上,对一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适用"但书"条款,不认定为犯罪。     

迷宫中的路径：论《法律适用法》之适用

《法律适用法》的颁布意味着我国国际私法的法典化告一段落,但它与旧法之间的平行有效模式则面临着规则冲突导致的适用难题。在目前的宪政和立法框架下,＂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理难以适用于新法与旧法之间的关系,＂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理也不能用于确定新法与《民法通则》等全国人大制定的旧法之间的优先次序。走出这一迷宫的关键在于对《法律适用法》第2条作出合理的解读,确立《法律适用法》适用上的双轨制。     

直接适用抑或非直接适用:WTO争端解决中的非WTO国际法规则

尽管WTO法没有明确规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可适用法律的范围,但是在WTO争端解决中,直接适用非WTO国际法规则仍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据。适用于WTO成员方之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并不当然构成WTO争端解决中可适用法律的一部分。DSU的有关条款,比如第7条和第11条,也排除了直接适用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可能性。DSU第7条限定专家组行使职权时必须适用WTO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而DSU第11条仅提到客观评估"有关涵盖协定的适用性",从而排除了非WTO国际法规则的"适用性"。在WTO争端解决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未被授权直接适用非WTO国际法规则,但可以将其作为解释WTO涵盖协定的有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