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与主权国家的外交：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

全球化趋势使得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向组织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主权国家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法、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来考察外交变化和发展。但传统国际法对外交的理解和界定是比较狭隘的,这落后于急速变迁的国际政治现实。国际法既给国家的外交设定了很多限制,也拓宽了国家的外交空间;既增强了主权国家外交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同时在一些问题领域又弱化了主权国家的作用。     

论危险犯与结果犯的关系

对危险犯与结果犯的关系 ,我国刑法理论界存有不同的认识。在对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与我国刑法理论对危险犯之危险的性质的比较以后 ,我们可以认为 ,危险犯的危险状态本身就是结果犯所要求的结果之一 ,危险犯应属于结果犯。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原因、对策

目前80％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初步建立起公司治理结构,但其中很多尚未形成健全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运行,内部人控制现象仍十分严重。对此,必须继续深化改革,抓住国有产权这一关键环节,建立合理的国有产权委托代理结构,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社会福利中的政治道德问题与集体主义价值观

社会福利是一项需要道德支持的社会事业,是一种充分就业、安全、健康、快乐、社会生活有序的"好的生活"状态。要真正实现理想中的社会福利化,需要由国家和政府出面,以一种高度的政治道德观和复合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大众谋福利。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法制观的继承与创新--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民主法制观比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崭新的制度前提和实现途径 ,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依法治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进行了初步探索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探索出一条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目标 ,以政法干部建设为保证 ,以法制教育普及为途径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与民主紧密相联系的现代法制的新思路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实践中继承与发展了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 ,成为我们在新世纪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指导思想。     

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价值及本土化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物质补偿的制度。其理论基础在于公平正义理念之彰显,国家基于契约义务所产生的责任和公共福利的实现。我们应当在借鉴外国立法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既符合我国本土特点又具备先进理论框架支撑的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范式。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

在全球化过程中,作为政治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主权仍是世界政治的重心所系,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推动着人类社会政治结构朝全球性方向演进,从而形成国际社会与民族国家在政治影响上的互动.各个民族国家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政治中去,全球性治理和超国家治理的组织正是由各个国家积极参与的结果.     

从近期中国共青团的建设看中国社会福利服务组织的发展

中国青少年社会福利正处于整合和发展进程中，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发育不良是制约中国社会福利，特别是服务福利发展严重滞后的重要因素。共青团在组织发展和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变革，预示着中国社会福利服务组织的良性发育，对于中国社会福利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资本与正义的实现

社会资本是倍受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与国家已不能也无力承担起正义实现的全部内容,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为正义实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丰富的社会资本能使公民自觉并自愿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调剂,以实现社会经济平等;提高公民道德自律,确保公民自由的实现;并使社会拥有大量社会信任与自组织网络,增强社会合作,实现社会正义。     

The Making of a Corporatist State in Hong Kong: The Road to Sectoral Intervention

Extant Hong Kong studies have under-stated the corporatist nature of the Hong Kong state. From the 1980s, as part of its political strateg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helped to build a corporatist state in Hong Kong that incorporated various sectoral elites, leading to a change in the role of the state after 1997. Through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ehaviour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legislators and policy outputs after 1997,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s a corporatist structure introduced many sector-oriented demands. These sectoral representatives lobbied for favourable polices, increased representation for their sectors, and more state resources. This drove the post-1997 Hong Kong state to sectoral intervention, as resources were diverted to selected sectors, creating new legitimacy problems for the reg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