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房地下室权属法律问题研究

在人们住房空间极其紧张的情况下,《物权法》未对与商品房业主福祉关系密切的商品房地下室所有权做出明确判定,而人们对于物权的概念也存在一些误解,围绕其产生的许多纠纷也不断见诸报端。对商品房地下室中规划属于人防工程部分,一般认为属于国有,事实上,人防资产并不等同于国防资产,承认其非国有性并不影响其人防使用功能,简单地将其归为国有,不可避免地将置《人民防空国有资产管理规定》于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的尴尬境地,应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确认其权利归属。其他部分地下室,依据地下室建设成本是否纳入销售价格,将其作为地下室权属判断标准,是使用经济学的观点来代替法律的推理,而将商品房地下室一概纳入商品房面积公摊范围是没有根据的,但对于已经纳入面积公摊范围的,应确认其业主共有权。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探析

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是发展市场经济、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繁荣农村经济的需要;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要同时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替代土地在农村的保障功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立法改革也要循序渐进。     

现行民法对亲子关系外部调整的缺失与建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人身权的保护,对亲子关系的研究和保护也逐渐受到关注。诱拐儿童、错抱子女、探望权纠纷等都属于第三人侵害亲子关系的行为,但我国现行《婚姻法》仅仅涉及对亲子关系的内部调整,整个民法都欠缺对亲子关系的外部调整,造成第三人侵害亲子关系的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从私法保护的角度出发,对第三人侵害亲子关系的行为宜明确规定"父母照顾权"、构建以"请求权"为核心的二元保护模式、重视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缺失与构建

亲属拒证权作为拒证权制度的一种,是亲属关系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法律人文关怀、诉讼利益权衡、公民权利彰显的内在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应确立亲属拒证权制度,明确规定亲属拒证权的主体范围、拒证事项及其例外情况,并将告知申请程序、审核程序、救济程序、放弃权利程序作为程序设计予以构建。     

三十年来近代福建经济史研究述略

三十年来史学界围绕着近代福建经济诸方面课题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近代福建农业、手工业、商业与对外贸易、工业、人口、移民、华侨投资、城市与腹地、土地制度、赋税、金融货币等诸多领域。本文对三十年来近代福建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指出近代福建经济史的研究在广度、深度方面仍亟待拓展。     

论食品安全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食品安全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食品安全权与生命权、健康权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人类生存意义上来看,公民的食品安全权是人类不言而喻的一项基本权利,但目前我国的宪法并没有明确确认公民这一基本权利。事实上,我国宪法规定的模糊性已造成了对公民食品安全权保障的不确定性。因而,食品安全权应属于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宪法应予以确认,并在宪法的高度给予其强有力的保障。     

公民知情权的实现——以公众参与为视角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建构阳光政府带来了希望.为避免这种希望不被现实中"封闭"的具体行政和"短腿"的司法实践笼罩于阴霾之中,为从根本上使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得以有效保障,应对域内外知情权和信息公开制度的演进变迁历程进行比较分析,就消除法院顾虑以有效制衡行政权力的有效路径进行实证探寻,对公共治理模式中的公众参与加以积极推进.只有如此,才能最终使公民的知情权不至于沦为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民族发展权的法制保障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在全国的普遍建立,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权利实现程度上的差异,促使少数民族产生获得发展机会均等、实现共同进步的愿望,进而提出享有平等发展权利的要求。本文以发展权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界定了民族发展权的涵义、定位了民族发展权的性质、并分析了实现民族发展权所面临的障碍性因素。最后,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法制教育与宣传等层面,试图运用法律制度的手段对民族发展权予以全方位地保障,以促使民族发展权尽快实现,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快速的发展,最终使各民族走上平等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     

无条件“调解优先”倾向应当刹车

随着民商审判中"调解热"的不断升温,无条件"调解优先"之风冲击着我国民商审判方式改革取得的成果,冲击着人们要求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诉讼理念。本文对当前司法实务中出现的无条件调解优先倾向的态势和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主张民商审判中调、判关系的定位,应当回归到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十六字指导原则上来。     

从思想世界的重演到法律历史整体性的终极指向

思想世界的通达应当是我们研究法律历史整体性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如何进入古人的思想世界,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评价及其在价值论基础上重新进行认同,进而演绎活着的法律文化传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核心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在这个没有封闭的框架中,我们需要找出一种适应时代阐释的活着的东西——历史中从来无法断绝的更为本原的思想。它不仅仅需要历史的传统来界定和彰显它的存在,而且需要一种出自日常生活的观念来支持和认同此种活着的思想。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就是从虚无性之中开出的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被人类的思想观念赋予了相对意义的历史,全部人类行为所到之处都被异化为一个意义世界。职事之故,传统中国的法律道路也只能在这个前置性的框架中才能得到建构和确切的理解,也只有在逐层剥离思想精义的外壳之后,方有可能看清楚法律道路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