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遍管辖原则与国家主权

普遍管辖原则产生于世界各国对海盗行为的惩治,随后体现在国际社会在自愿的基础上制定的国际公约或条约当中。普遍管辖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但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冲突。普遍管辖原则的实施需要主权的配合。建立有限普遍性管辖,发挥国际刑事法院的补充管辖作用,可使普遍管辖原则与国家主权协调发展。     

变造文书的认定

从变造的法律概念入手,对刑法界和文检界关于变造的基本学说和含义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了变造文书的概念,强调变造文书的实质是对重要内容和证明事项的改变。根据变造的方法和手段,对变造文书进行重新分类,分析了各类变造文书的重要特点和常见的制作手段,重点提出了判断变造文书的两个依据和认定的两个原则,旨在探索能够运用于文书检验领域的实用性认定标准。     

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履行“保护的责任”的规范依据及其适用

“保护的责任”要求主权国家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以及在其他各种情形下承担人权保护责任,当一国不能或不愿履行这一责任时,国际社会将有责任介入并采取相应的保护行动。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容易发生对平民的生命财产以及民用设施的侵害,但是,主权国家应当怎样实施军事行动等行为才能符合人权保护责任的要求,对此,“保护的责任”本身并没有提供明确具体的标准和依据。为防止评估确认上的主观随意性,避免“保护的责任”被滥用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国际社会应当以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为基本依据,并主要通过对人道法规范在具体情势下的解释适用,来评估确认政府军事行动是否符合人权保护责任上的特定要求,以及是否构成不能或不愿履行“保护的责任”的严重情形,从而确定国际社会是否应当介入以及应采取的适当措施与方式。     

侦查行为与尊严

侦查权力与人的尊严有直接的宪政勾连。侦查行为以手段、对象为标准可以大致上区分为具体侦查行为和抽象侦查行为。这两种侦查行为及其下级子行为都与尊严有具体的直接关系。制度上设置司法审查,人心上践行儒家“忠恕之道”,通过制度与人心的互动,才能充分保障侦查程序中人的尊严。     

解读阿列克西的宪法权利规范水平效力理论

阿列克西的宪法权利理论是有关公民宪法权利规范司法适用的理论,是有关公民之间宪法权利冲突与权衡的理论,因此该理论必然是有关宪法权利规范在公民之间进行司法适用的水平效力理论。因此,为使该理论能够成立,阿列克西一定要对其宪法权利规范水平效力的途径、内容、程度与合理性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建构。他的宪法权利规范水平效力建构的"三层次"说,是在德国的司法实践和学界的"客观价值辐射理论"和"三种模式"建构基础上所进行的整合与重构,具有很大的独特性、涵盖性与合理性。     

比喻在司法中的适用与原则——“半影”的得失与启示

比喻是司法裁判中一种重要的技艺,它能够弥补逻辑推理的不足、增加裁判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但它的适用必须特别审慎。比喻在美国联邦法院推定隐私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适用有得有失。其"得"体现在经由比喻推导出了隐私权;其"失"体现在论证过程的不甚严谨且造成高昂的机会成本。在司法裁判中运用比喻时,至少应考量历史与传统、现实与社会、远景与近景等因素,以期能够达成一个有效而合理地衔接过去与现在,既能满足现实需求,又有利于社会长期发展的开放性裁判。     

论劳动合同中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民法债权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提出使缔约阶段也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进一步完善了债法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对缔约失责制度作了较全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却不适用于劳动合同,从而造成我国劳动立法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为了弥补劳动权利救济的缺陷,确立劳动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劳动合同属于兼具有公私法性质的社会法调整,劳动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与民法中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相比在适用主体、归责原则、适用范围和赔偿范围等方面有其特殊性.     

也论交易中的物权归属确定

交易中的物权归属确定应当区分为以法定公示形式表彰和非以法定公示形式表彰的物权归属确定。不能区分此二者,是造成对交易中的物权归属确定之研究不够彻底的原因。我国物权立法应参酌不同立法例,建立以事实物权、法律物权的基本分类为基础的交易中的物权归属确定的法律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具象物权的归属确定规则和抽象物权的归属确定规则。     

口供中心主义之辩

口供中心主义最主要的内涵在于依口供可以定案和无口供不可定案两个方面。从法律理论和实践的维度分析,口供中心主义内涵的这两个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可接受性,口供中心主义的命题实际上能够成立。然而,口供中心主义是一种口供中心的客观主义,而非主观主义,它对刑事诉讼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而非负面的。     

《政府采购协议》的非歧视原则及其适用例外

《政府采购协议》(GPA)与WTO中其他的一揽子协定不同,对参加方安排了另行谈判的机会并规定了特殊的非歧视原则。该条约目前尚没有对专业性很强的政府采购技术性标准确定全面的规范,特殊适用例外也十分明显。这种特殊性为我国政府提供了谈判的空间,有必要从国际法角度务实地研究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