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法比附援引的源与流

文本表达与司法实践背离的问题自古有之,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我们。传统法比附援引在弥合法律文本与司法实践的缝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缘法定罪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二者共同保证了司法结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如何约束司法者比附的恣意性,是比附援引能够发挥应有作用的前提保证。探究比附援引的源与流对当下罪刑法定下如何把握扩张性解释的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罪刑法定视野下刑法扩张解释的"度"——以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为视角

刑法扩张解释的"度"如何去判断,关键是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问题。对于如何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刑法理论上提出了各种标准,如内容说、思维方式说、可能文义说、核心属性说,这些标准在实践中难以经得起检验。采取单一标准对二者进行区分是不具可行性的,语词的特点、事实的多样、社会的变化、主体的差异等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我们必须从动态的、综合的观点去看待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的区分。以刑法文本为依据,以事物的本质属性为主线,以国民预测可能性为限定,强调法官的"良心"在解释中的作用,并辅之以程序上的限制,具体分析、综合判断,这是我们对待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应有的态度。     

属人管辖权的刑法规范冲突与控制

有限制属人管辖权是本国刑法对在其领域外的本国公民犯罪的管辖设置一定的前提条件,无限制属人管辖权对本国公民在国外犯任何罪都应当管辖。我国公民不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也不论在外国居住时间有多久,他所实施的行为只要符合我国刑法中关于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都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此规定明显不具合理性,缩小了属人管辖权的管辖范围,而公民救济权利、制裁违法行为是我国刑法合理设置属人管辖权的应然考虑。     

错误扣船的形态、性质及相关问题

错误扣船有三大基本形态,即主体错误、客体错误和其他形态错误而产生的错误扣船。基于请求人原因、法院原因而错误扣船的法律性质从根本上讲是不同的,但两者的损害赔偿范围并无原则性的区别。鉴于错误扣船的重大危害,应采取四方面的措施予以防范和补救。     

我国刑事立法中存在的若干技术问题

我国刑法不少地方把犯罪主体称为“犯罪分子”,在语言表述上欠准确,因为它不能涵盖单位犯罪主体,带有某种人格歧视,而且用词不经济;在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地方使用汉字,违背了国家语言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及GB／T15835－1995国家标准;在定罪标准方面,有的规定必须“情节严重”,有的必须“情节恶劣”,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在涉及财产数额的定罪量刑方面有的规定“数额较大”,有的则规定了非常具体的数额,说明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够统一。     

论“比例认定”理论

我国当前三大诉讼法实行的是一元的证明要求 ,但在一些工业事故、交通事故以及公害事件所引起的侵权案件的处理中 ,要求认定案件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不利于对受害者的保护。我们应当借鉴以自由心证为背景的“比例认定”理论。“比例认定”是指在侵权案件中 ,法官对损害发生的因果关系没有形成完全的确信时 ,按心证程序比例确定损害赔偿额。     

口供何以中心——“罪从供定”传统及其文化解读

从制度到实践,口供在古代刑事司法中的作用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赃证仅仅是获取和推核口供的辅助手段,孤供可以定罪,而无供情况下则通常只能办成悬案或疑案。相应的,作为取供中的合法暴行,最不可妄加的拷掠成了断狱中最不能离开的审讯手段。而有限的可知论、伦理秩序和狱无淹滞的价值诉求、反逻辑的自由心证及非对抗的刑事司法等则为口供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