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与模式:制度合法性展开过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形成

通过对“政企分开”、“剥离企业办社会”、“政社分开”和“社会事业单位改革”的“事件——过程”分析,用“合法性机制”理论剖析制度创新的成因,可以看出这些“连续不断的事件”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以来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个逻辑展开在分离的主导力量、强度和分离的领域上不同于西方的逻辑运作,由此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四种形成模式——“行政举办模式”、“脱壳衍生模式”、“草根内生模式”和“外化移植模式”,这几种模式生成是制度化合法性机制由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对社会效益的反向作用向正向作用发展的结果。     

试论我国立法中的“口袋”现象及其对法治的影响

在法律、法规以及各类规章大量存在的今日,为避免对相关行为调整中空白点的出现,立法者广泛采用对某一类规范不穷尽列举加“其他情形”或类似词句笼统概之的模糊技术处理,以期增强法律规范的包容性及适用性,但这种类似“口袋”性质的条款的出现,具有明显的缺陷: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进程;有可能被执法机关滥用,从而侵犯公众权益、危及公众对法治的信心。     

琐谈罪犯自杀心理的特征及预防措施

罪犯自杀的心理机制和常人相比较有其自身的特征,这些特征既是我们预防和控制罪犯自杀的出发点,也是我们提高改造质量,矫治罪犯不良心理结构的立足点。     

继往开来 推动我国妇女运动深入发展——彭珮云同志在八届六次执委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在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我们要密切联系妇女工作实际,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务必在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新的成效。这次会议是本届妇联执委会最后一次会议,大家已经审议了秀莲同志将代表执委会所做的工作报告(讨论稿),她讲得很全面、很好。在去年12月召开的八届五次执委会上,我曾结合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谈了自己对如何做好妇女工作的十点体会。今天,我想结合回顾这五年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对上次的讲话再做一些补充。…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围绕“三贴近”做好新时期妇女舆论宣传工作

新闻宣传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到“三贴近”,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向宣传思想工作提出的新的要求。在思想上坚持“三贴近”,在工作中实践“三贴近”,在实效上体现“三贴近”,对于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对于改进和加强妇女舆论宣传工作具有着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坚持“三贴近”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妇女舆论宣传工作的必然要求“三贴近”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新闻宣传工作的必然要求和新闻宣传战线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新闻宣传工作要做到“三贴近”,就要始终坚持正确…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两个务必”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     

铁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做到“五个入世”

中国入世,是对铁路企业现有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严峻挑战,更是对干部职工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强烈冲击,     

堵源治本，打击商业贿赂

近年来，一些行业和企业的不正当交易行为和商业贿赂问题日益突出，甚至成为行业“潜规则”、“亚文化”，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党中央决定开展专项治理，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反商业贿赂的坚定决心。对这一顺民心，合民意之举，公众寄望甚重。准确把握现阶段商业贿赂的特点，紧密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商业贿赂源头治理的对策，不仅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而且是将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民情上达的困难与地方人大的功能定位

一、民情上达的困难:三个案例所谓民情上达,就是民众的诉求进入政治系统,并得到注意和处理的过程。在当代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系统中,民情上达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困难。当代中国的民情上达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系统的边缘地带,即政府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案例一(涉及乡镇政府)西部某乡有两个青年农民谢某和赵某,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听说过国家有这么一个规定: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农民收入的5%。但是村里和乡里收的钱远远超过了这个比例。谢某和赵某很气愤,一定要讨个说法。他们先找到村里,村长说,这些钱都是乡里要收的,我们在收钱上面…     

两岸关系与台湾民意

两岸关系发展中．台湾民意的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民意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在统一之前，台湾民意中的合理要求应该获得大陆充分的谅解与尊重。但民意也是可以塑造的，近十余年来，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为了推行“台独”和自身的权力，不断地把台湾民意导向与大陆对抗的极端，并用“法理台独”冲撞大陆对台政策的红线，增加了两岸关系出现危机的风险，受损害的将是台湾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