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个维度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生动实践在于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这条道路的解析可从三个维度展开:从探索的进程看,体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容量扩充看,呈现了从局部到全域;从区域发展和总体布局看,彰显了发展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向世界展示了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新方案和新实践,凸显了与西方不同的指导思想、价值立场和路径方法。     

论新发展理念的理论视野与现实需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新发展理念列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十个“明确”的重要内容。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本文从新发展理念产生的宽广的理论视野与现实需要的角度，论述了这一理论成果继承和发展了党的百年理论创新成果，体现了新时代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深入论证了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展要落实到共同富裕，这些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理念的根本区别。同时，本文根据党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精神，逐项深入挖掘了新发展理念五项原则的丰富内涵，辩驳和清理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观念，对各项原则作了历史的和理论的说明。     

从“一带一路”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在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东亚地区局势变化、日本拓展海外市场的诉求增强、"一带一路"先期成果显著的情况下,2017年春季以来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势头,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变化。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对接合作的氛围升温,开始进入务实性探讨和初步合作阶段。2018年10月,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中日双方签署了五十多项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在基础设施、金融、物流、能源环保、产业升级、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等领域将逐步开展合作。今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过程中,将面临一些挑战,如美国因素干扰、中日关系不稳固、中日制度性差异、第三方市场不确定性、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需要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和阻力,促进中日关系良性运行,在合作中求同存异,携手共促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附会与求真：关于法律史研究中既存观念的突破问题——以“神权法”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型,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用西方观念"整理国故"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相当明显,用"神权法"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早期法律思想即是明显一例。中国的国家与法律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初始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迥异,因此国家的运作形式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管理方法皆有不同,这决定了用以维系中国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法律思想也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别。厘清并突破这种概念上的"附会"之意,去伪存真,有利于我们认清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明。     

1948 年香港工商界“反美扶日”运动

1948年香港工商界的“反美扶日”运动,是当时全国性的“反美扶日”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行动起来抵制日货,到组织起来“反美扶日”两个发展阶段。由于香港政治经济地位的特殊性,致使香港与内地的“反美扶日”运动在参与主体、关注领域、领导力量、斗争目标和方式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同时,面对共同的“反美扶日”主题,香港工商界与内地青年学生的表现又具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都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捍卫国家民族利益。     

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渊源与实践价值

共享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比较亮眼的词,是新发展理念实现的归宿。中国古代共享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享的思想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享发展思想构成了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来源。文章在准确理解共享发展理念内涵基础上分析其实践价值,主要包括:全民共享实践了人民当家做主;全面共享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建共治共享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渐进共享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共享发展的落脚点是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

2018年,作为全球高技术创新方的美国,放弃传统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处于技术创新劣势的中国实施进口限制,且对象不仅包括其对中国呈贸易逆差的信息通信技术,更有呈顺差的其他高技术。美国选择这种反常规与无差别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诉求包括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满足美国政治和利益集团需求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其本质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地位及实现美国利益的长远增加。因此,中国需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加大扶持、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反制、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预防争端扩展至金融领域及防止多边联合针对性技术制裁等,降低美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