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州铜柱”铭文解读——以民族法文化视角

五代十国时期树立的溪州铜柱,是华夏政权妥善处理民族纷争的历史见证,是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少数民族土司制度逐步形成的里程碑。本文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着重解读溪州铜柱铭文所传达的民族法文化信息。作为确定独立国家政权与其附属少数民族羁縻政权关系的基本法律,铜柱铭文具有誓约的特质,并以其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缔约双方所谨守奉行;在巴楚民族文化圈,乃至中华大地具有较大的示范效应。     

学习实践“三个代表” 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学习和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增强党性观念 ,发挥专政职能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掌握和运用民商法、行政法 ,为促进经济发展服务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增强特色观念 ,推进司法改革 ,迎接“入世”挑战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制原则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必须坚持“切实保障”的方针 ,依法落实保障 ,优化资金投入 ,建立良性发展的后勤保障机制。     

西部应走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

发展产业集群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带动农业发展、推动农村工业化、加快农村城镇化、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后发地区发展产业集群首先要解决发展观问题,要有“小企业、大协作”的务实精神,要把产业集群放在城市整体发展规划中来,走城乡互助之路,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服务的有效性。     

La ley natural y su falta de determinación. apuntes sobre la teoría clásica de la determinación del derecho natural

In classical philosophy only a frag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is natural law. The natural precepts are solely a little part of the normative system of civil societies. Even though the natural principles are the fundament of positives rules, the iusnatural norms are not sufficient for the regulation of all aspects of human life. They are “indeterminate”. This is the reason of the need the normative power of State, of judges and particulars.     

“语言刑侦学”学科的理论基础与应用价值

凭借语言质料,以突破"侦查死角"为切入点,以"法哲学"与"语言哲学"为其认识论指导,吸收和借鉴"刑侦学"、"语言学"、"法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以此讨论"语言刑侦学"之理论基础;以"刑侦原理"为其实践操作支持,通过"语言"的功能二重性潜移默化准刑侦人员(学员)的逻辑推理能力与人文素质养成,以此分析"语言刑侦学"之应用价值,以期为"语言刑侦学"学科立言。     

中泰现代外交关系的建立:以20世纪30年代后两国正式建交努力为中心的考察(1932-1946)

19世纪中叶中泰之间的朝贡体系瓦解,自此以后的近100年间,两国官方关系一直处于断绝的状态。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政局初定,便开始寻求与泰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两国才签署正式的外交文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关系。本文以这一时期中泰两国围绕设领和建交等问题的交涉和努力为中心进行考察,揭示此过程背后变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因素对于两国关系的走向,不同时期双方政府的不同考量,以及华人问题如何与外交问题相缠绕,如何制约和影响两国的建交进程。     

制度如何治理:国家治理的机制问题思考

如果说国家治理就是通过制度进行治理,那么发现和探索制度治理的具体机制就成为理解国家治理逻辑的核心问题。通过将制度主义理论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相结合,可以在理论层面为理解现代国家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可以发现,具有宏观色彩的制度或政策,如何通过其内在所包含的多维要素,作用于微观层面的个人决策过程;个人又如何根据其所具有的反思性能力,对制度或政策做出不同的策略性反应,最终形成在宏观层面可以观察得到的治理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三组基本类型的治理机制充分说明了制度治理的具体过程和方式。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警务合作的现状、挑战及对策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双边警务合作启动较晚,“一带一路”倡议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和条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落实,两国经贸合作、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活动大幅增加,这使得警务合作的必要性、迫切性愈加凸显。当前,我国与巴新的警务合作主要体现在订立条约、人才培训和国际协作等三个方面。在合作中,双方也面临着资源力量结构性不足、大国干涉、缺乏健全稳定机制的挑战。通过增强双边政治互信、经济联系、文化交流,补足警务资源结构性缺陷,健全双边警务合作机制,推动双边乃至多边协议条约签署,可以为两国开展深层次、宽领域警务合作提供坚实支撑和必要保障。     

“党的领导”入法原则及其标准

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除党内法规具体规定“党的领导”外,“党的领导”无疑应写入相应的国家法律之中。“党的领导”无需入法论、全面入法论等观点均不能成立。基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调整范围上的功能分工,只有政治性较强的国家法律有必要抽象规定“党的领导原则”,且不宜涉及党的具体领导方式、领导权限、领导程序等内容,形塑出“党的领导”入法的抽象确认原则与政治判断标准。为了避免“党的领导”入法的“泛化”现象,应在政治判断标准内涵的指引下进一步构建“党的领导”入法的清单模式,厘清“党的领导”入法的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确保“党的领导”入法的规范化和准确化。     

工会“两个普遍”方针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影响

全总提出的“两个普遍”方针,其目标要求是,2011年至2013年,全国企业法人建会率达到90%以上,普遍实现企业法人建会;从2011年起用3年时间,到2013年底80%以上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基本实现已建工会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两个普遍方针”深刻反映了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这一方针的贯彻实行,对于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