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的重构——从比较法角度分析

由于刑事羁押制度的缺位,当前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变革。通过国内外对比分析,笔者以为,地位独立、捕押分离以及法院主导程序应是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对构建中国刑事羁押制度提出了初步构想。     

论情报主导侦查的实施原理

情报主导侦查是侦查信息化的主要行动模式和发展方向,这种全新的战略性举措有着坚实的科学原理支撑,具体表现为物质信息转移原理——情报信息记录机能的转变;侦查认识中的信息流原理和信息不对称原理——情报信息恒量与变量的关系以及系统、控制论原理——情报信息的静态与动态变化。     

以金盾工程建设为平台 推动情报主导警务与社区警务的有机结合

金盾工程建设是警务效能增长的强大动力,为情报主导警务战略的推进奠定了牢固的信息网络基础框架,为社区警务工作的"信息基础化,基础信息化"奠定了牢固的硬件支撑。情报主导警务与社区警务则各有所长,优势互补,有机统一。科学有效地实现情报主导警务与社区警务的有机结合,定会强有力地推动"三项建设"。     

柯达综合症:法证能力分散化的风险和机遇

法庭科学实验室正经受由于法证能力分散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特别是在电子物证领域。本文建议法庭科学实验室应着手推动数字转型以便从分散化改革过程中获益,同时,其应建立对刑事犯罪和安全相关问题更全面的认识,以及与执法机构和其他相关方协同发挥更关键的作用。此外,本文还提出了一个信息和知识双向交流的框架,以期增加法庭科学实验室在减少刑事犯罪、强化社会安全以及增强刑事司法体系方面的影响力。为实现数字转型,实验室需要培养和吸收具有不同专业知识的人员,这包括刑事侦查推理、知识编码整理、数据分析和法证情报等领域。最后,本文还建议管理者、教育者、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应将目光放远,不仅仅要看到法证结果对解决刑事案件的作用,还要认识到整合法证知识和法证情报对于制定数字社会中犯罪问题应对策略的价值。     

意识群体性分流与青少年主导价值观的培育

社会意识的群体性分流是利益群体性分流的必然表现。由于多元文化激荡形成的差异,导致不同思想意识群体的出现,在社会意识的层面上,出现不同的群体性意识,主要表现为:政治参与意识、民族认同意识、社会角色认同意识、人际融合意识的分流,而这些意识的分流,必然带来对青少年集体主义主导价值观的冲击,因此加强青少年集体主义主导价值观的培育,自然成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     

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招商引资运行机制

传统的招商引资运行机制是以政府为主导由政府部门一把抓的机制,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机制存在明显缺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招商引资运行机制,从总体上讲就是“政策引导,企业招商,企业开发,部门服务”。其具体形式包括:市场化招商机制,完善的服务机制,便捷的信息传递机制和公正、高效的仲裁机制。     

认罪认罚语境下“检察主导”与“审判中心”的协调问题探究

认罪认罚从宽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分别呈现出“检察主导”和“审判中心”的不同特质,两项改革的同时推进引发了法检两机关认识上的分歧。分歧主要体现在法院和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的不同理解上。量刑建议的“权力化”“精准化”和“软约束性”等特点导致“一般应当”这一具有“协商”性质的规定与当前刑事诉讼结构不能实现整体的制度兼容。为了协调推进两项改革,检察机关应不断提高量刑建议的质量,同时也要保持检察谦抑,审判机关要坚持独立裁判原则,同时也要尊重控辩合意,并加强诉讼文书的说理,积极与检察机关进行沟通协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控审构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影响了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控审构造.认罪认罚案件中检、法仍然遵循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但在职权上进行了调整.囿于传统诉讼构造与认知,司法实践中产生了控审冲突的排异现象.随着认罪认罚案件控审构造在理论层面的廓清以及相关综合配套制度的完善,控审之间终将迈向常态化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在纵向...     

社区治理三要素与三种模式——以深圳为研究范例

政府、企业、公民是社区治理三要素,三要素的良性互动是社区治理的理想模式。由于不同社区、不同时间内各要素所呈现的作用的强度差别较大,因而社区治理的理想模式又分为居民参与型、企业主导型和行政引导型等三种具体模式。三种模式各有特点,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推动这些模式的运行和发展。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中国政治发展的条件和路径

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血缘联系的特殊主义信任,对圈内人与圈外人区别对待;二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度高,富于与人为善、知恩图报、包容大度、自我牺牲等美德,为国家有效履行其职能提供了主流社会规范的有力支持。中国政治发展的条件、路径也因此呈现出独特性。一是认同危机较易解决,而建立有效政府的任务成为关键;二是整合危机成为经常面临的挑战,政府必须依赖道德及其他资源完成社会整合任务;三是强大的政府权威强化了既有的社会资本模式,使社会转型的过程异常漫长;四是利用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资源,在具体政策、过程层面实行的民主取向的改良要比影响政治制度架构的激烈变革措施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