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源头探析

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源头,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正确性,从而能够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不通过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新道路),新道路的理论论证之中所蕴含的一般原理由三个方面构成:第一,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走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第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与政权;第三,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新道路的一般原理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源头。     

“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立法失误及解释论应对

《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在立法论上存在明显失误,对控审分离这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为化解立法带来的不利影响,应在解释论层面探索适用该条款的妥善方案。一方面,允许法官在提供特别论证的基础上,不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通过上诉审的事后审查机制敦促法官善尽论证义务。另一方面,当法院决定不采纳指控罪名与量刑建议做判决时,应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并探索在审判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方式。     

欺诈性抚养问题的三维解构

欺诈性抚养问题,理论上探讨的重点在于对其法律性质、构成要素的认定。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对欺诈性抚养问题没有明文规定,不同时期不同法院对涉及此类纠纷的裁判思路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对现有裁判路径的梳理以及法教义学解读,选择侵权法规范作为被欺诈方寻求法律救济的请求权基础,同时将请求权的基础权利界定为一般人格权,契合理论上扩大保护范围的趋势,符合实践中司法裁判的逻辑,有助于积极倡导正确婚姻家庭观念,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再谈对国企“阳光信访”的认识与思考

<正>在全面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纪检监察信访举报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显现,也随之产生了新的挑战。尤其在监察体制改革后,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对象涵盖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就国有企业而言,即使没有领导职务的一般管理人员也在监督范围之内,自然带来了信访举报的激增。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纪检、工会等各部门应互补优势,既要加强风险研判和源头治理,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又要重视引导职工群众合理反映诉求,提高信访质量,保护优秀干部,真正让信访举报工作在新时代书正曲、奏强音,发挥其应有     

国际公约视角下的自首扩容研究

我国已经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今后的批准生效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将会获得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从而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发生重大影响。我国的自首制度应当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与时俱进,进行适当的扩容改革,以便更有效地鼓励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坦白认罪,从而提高诉讼效益。自首扩容是顺应自首制度发展进程的扩容,体现自首本质的扩容,改进我国刑事政策的扩容。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般自首、准自首和特别自首都存在着不少可以扩容的空间。     

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企业数据在既有法律框架下无法获得充分保护,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企业数据与一般条款具有耦合性。但是,一般条款的裁判思路依赖于传统侵权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带配额案"中创设的三个构成要件,使一般条款陷入困境,无法应对行为规制法的本质要求,无法与《民法典》相衔接。企业数据涉及个体经济利益、行业利益及公共利益,"全有全无"构成要件式的侵权判断,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动态系统论以"或多或少"的思路考量各要素的数量和强度的协作,按照价值位阶和顺序,考虑企业数据本身的合法性、行为人主观过错、行为影响,根据具体场景综合权衡损害与收益,可以为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判断提供正确的裁判思路和理论支持。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

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元性的,还是多元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料的选取,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杰出哲学家的评价,也决定了我们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式。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发生的种种争论都是由人们对这个     

高职毕业生就业焦虑咨询案例报告分析

主要采用认知疗法,提问、自我审查、演示、行为矫正技术,帮助求助者改变不合理的认知观念,从而改变自身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模式,提高有效处理由面试挫折引起焦虑反应的能力和寻求问题解决最优方法的能力,帮助促进其心理成长,使其自己解决自身的问题。最后对咨询效果进行回访与评估,该求助者焦虑消除,并以正常状态投入到面试中,本案例属成功咨询案例。     

一般救助义务的法经济学分析

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由于人们的自利动机的驱使和道德约束的无力,一般救助义务很难被自觉履行。一般救助义务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符合经济学逻辑,而且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因此,应通过立法就一般救助义务的构成要件、救助人的权利、不履行救助义务的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具体规定。     

收容教育何时了

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笔者提出提案,要求废除收容教育制度,理由是：第一,收容教育制度违反宪法。《立法法》第八条第（五）款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于1993年由国务院颁布,按2000年生效的《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无权制定法律,只能制定行政法规,因此,该《办法》对卖淫嫖娼人员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超越了《立法法》对国务院的立法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