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直通车”搭平台解难题

正8月26日下午,在江苏省金坛市电视台问政直通车直播现场,来自住建、规划、城管、交通、环保5家单位的一把手首次坐上问政台,接受现场考问。公交车改道、违章搭建、自来水使用困难……当天的话题均是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难点问题。5位部门负责人当场表示,一定限期整改,让群众满意。始于去年的金坛问政直通车,由市纪委、政府办和监察局主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在工作方式上,采取短片+提问+答复+评议的直播模式,即针对一些久拖不决的问题,由记者体验、回访拍摄、跟踪采访后制作成视频短片;主持人根据视     

法律难题:找回丢失14年的儿子却上不了户口

正案例回放1999年7月30日,对李钟祥来说,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日子。六个月大的儿子小龙在他打工的深圳龙岗区爱联村失踪,从此,他开始了长达14年的寻子之路。小龙失踪后,李钟祥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并四处张贴寻人启事。令李钟祥感到奇怪的是,邻居在这时候突然离开,匆忙得连行李都来不及带走。李钟祥猜测,孩子可能是被邻居拐卖了;四处打听后,他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孩子就是该邻居抱走的。     

体制创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也谈"汤浅现象"与"李约瑟难题"

根据“汤浅现象,”中国在15世纪前曾是世界科技中心,而“李约瑟难题“则告诉我们,中国尔后在很长时期却没有保持住科技的优势并发育出近代科学。究其原因,体制的制约是关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倡导,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国的科技发展势头迅猛,但各种体制问题仍然是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瓶颈。可以说,创新推动科研发展的经济体制,创新科技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教育体制,建立现代科研制度,是目前我国科技发展的当务之急。     

从"天津老太非法持枪案"谈司法理念现代化 法律的系统性危机与司法难题的化解 ——从赵春华案谈起

赵春华案件一审判决引发的司法信任危机,表面上看来是由于机械司法造成的,但其根源确是由于执法机关没有严格执法,进而导致公众对于枪支管理的认知标准和国家立法标准之间产生了严重偏差造成的.执法不严,进而导致公众未能够严格守法,甚至因此悄然改变国家法律的操作标准,并借实际操作标准指责国家立法有误、司法判决不公,是当下很多司法案件折射出来的中国法律运行的系统性危机.化解类似危机引发的司法难题最为关键的环节还在于严格执法,而不是简单地诉诸于修改法律、指责司法不公.     

我国当前消除二元经济结构面临的四个难题

难题之一:历史跨越二元结构现象在我国发生绝非偶然,而是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只有理性地从社会历史过程去寻找根源,才能在寻思对策中避免操之过急的情绪化、简单化(让农民一夜之间戴上市民的帽子)甚至曲折化。     

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几个辩证关系

新中国60年,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还存在许多改进的空间,若要进一步解放农村的民主动力,必须以辩证的思维正视＂治＂与＂乱＂之争、＂进＂与＂退＂之思、＂政＂与＂民＂之辨、＂上＂与＂下＂之衡、＂刚＂与＂柔＂之合,从认识和实践上解决一系列难题。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难题与前景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具有使规范明确化、使当事人获得公正感、减轻法官压力、统一法律适用等功能。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选择案例方面极为用心,但有的案例在重申公共议题、公共政策,有的案例与过去的司法解释完全重复。由最高司法机关强力推进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思路,可能与罪刑法定相抵触,与转变社会中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相悖,过多揭示疑难问题,不利于实现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所提倡的“案结事了”,也可能承受理论上持不同见解者的批评。未来应当重点考虑平衡由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案例发布唯一主体的“制度建构”和地方法院、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自发秩序形成”之间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不应是唯一的垄断力量,建立详尽的案例指导制度配套措施,增设“大法官会议”制度,承认地方法院经常参酌案例的指导性地位,肯定基层法官、专家学者、律师对于刑事案例指导建设的独特贡献。     

构建为民服务新格局

为解决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难题、为政府排忧解难,社区党总支共筹集资金60多万元,于2012年5月创办了＂居家养老日托服务中心＂。云化社区地处安宁市南城郊结合部,原是云南化工厂生活区,这个昔日三不管地带较多、老旧分散、环境脏乱差的单位型社区,如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貌焕然一新,靠的是什么？解决重点问题云化社区党总支确立了＂核心在组织、专心抓党员服务社会＂的工作思路,     

运用“四真法”破解涉纪信访难题

山西省芮城县纪委、监察局探索运用心系民生倾真情、健全机制下真功、查清事实明真相、严肃处理动真格的四真法破解基层涉纪信访难题,促使2011年省、市纪委交办的12起基层涉纪信访案件(事项)全部按期办结,实现息诉罢访。     

To Explore the Source of the Effect of Law——By commentary on the theory in legal positivism

以探求法律效力来源问题在实证分析法学中的解答为目标,从哲学上的休谟难题开始阐发,试图通过对选取的几位分析法学家的理论分析,最终理解实证分析法学对于该问题的解答,并试图阐明:法律效力的来源应当是来自于法律体系的内部,即来自于法律自身.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的论断只会掩盖问题的实质,只有厘定法律的界限,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法律效力的来源,最终真正理解法律以及法律体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