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判断标准之重构 ——以“行政法上权利义务”为核心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对行政协议作出了界定与列举,却仍未对行政协议的判断提出明确的标准。通过对目前已有的理论、规范与案例进行整理,可观察到诸如承包、租赁合同、补偿协议、政府采购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合同、和解协议等在不同类型的行政协议中,行政权的表现形式不同,导致行政权的“浓度”亦有所不同。通过对各类行政协议中行政权成分对“追根溯源”,可发现其均指向“行政法上权利义务”这一迥异于已有理论通说的判断标准。在界定是否为行政协议时,需通过三个层次进行判断：（1）协议中权利义务所包含的具体内容;（2）协议中权利义务的来源;（3）行政机关所享有的权利中是否有部分可能质变为行政权。     

银行卡线上盗刷案件的责任认定与分配

银行卡线上支付已然成为我们最常用的支付方式,银行卡线上盗刷现象也随之大幅度增加,持卡人与银行频频对簿公堂。由于缺乏立法依据和指引,各地法院在审理因银行卡被线上盗刷而引起民事纠纷过程中认定标准不一,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大量存在,银行与持卡人的责任认定与分配所遵循的标准不一,既无助于解决矛盾又损害了司法权威。面对这一困境,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案例和指导意见,就审理中常见争议焦点的认定给予明确的引导,确保其判决结果的合理与统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和提炼审判经验,最终推动相关立法的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探析

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观点提出应限制甚至取消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对此,理论界存在各种声音,司法实践中也无统一的做法。上诉权是被告人的法定权利,上诉具有纠错、维权功能,保留上诉权体现了刑事诉讼追求的公正价值。从刑事诉讼客体理论和刑事诉讼构造模式分析,上诉权的保留有其必要性。因此,不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设置任何限制条件,更不应取消该权利。     

赵群:征袍自裁请长缨

在这场无声的战疫里,民进武汉市委会常委、洪山区工委主委、洪山区教育局局长赵群勇挑重任,冲锋在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赵群立即与区工委班子成员紧急协商,以民进武汉市洪山区工委的名义,向全体会员发出《抗疫守城让我们携手并战》的号召信。在她的带动下,洪山民进会员积极行动,开展公益服务、社区志愿服务、捐款捐物,筹集捐款、物资。     

西南林业大学利用智慧校园平台开展线上教学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南林业大学充分利用智慧校园平台开展线上教学,实现疫情防控知识普及和线上育人两不误。共启动在线教学课程265门,开设线上课堂634个,参与在线教学教师258人,合计在线师生3.2万多人次。线上教学整体运行秩序良好,体现了“互联网+教育”的重要成果.     

打造首都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物联网、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高速发展,以数据为核心动力的数字经济引擎,正在强力驱动着经济发展,并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峰会讲话中提到,随着新冠疫情常态化,远程医疗、线上教育等非接触经济已全面提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可以说,数字经济已逐渐渗透并重塑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     

利用中介租房“跳单”未签合同仍须“买单”

接受房屋租赁中介公司服务后,委托人却找另一家中介公司订立租赁合同,首家提供服务的中介公司可以主张中介报酬吗?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适用民法典公开审理了一起涉及“跳单”行为的二审民事案件。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上诉应对与反思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并正式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实践中认罪认罚制度上诉率虽低于正常刑事案件,但是出现大量空白上诉,不仅消耗司法资源,而且动摇司法权威。对认罪认罚案件上诉权与抗诉应对的合理性展开探讨,构建认罪认罚上诉机制和检察机关有条件的行使抗诉权,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