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

妥当分配新冠肺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是合同法当下必须面对且亟待回应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合同法领域的诸多制度。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是否属于不可抗力?而争议最大的,则是疫情或者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措施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可否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就不可抗力条款的适用而言,以该条款生效为前提,需要区分类型:扩张型不可抗力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项发生,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不得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排除型不可抗力条款全部排除了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不可抗力规则确认的事项发生,即使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也不发生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就其保留的不可抗力事项,依然属于不可抗力规则确认的事项,一旦发生,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自然可以主张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部分排除的不可抗力事项发生,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不得主张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     

论不可抗力制度

不可抗力是跨越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的重要概念,该术语起源于法国,但却融入英美法和其他大陆法国家。在不同法律传统下,不可抗力的内涵及外延都有所不同且具有弹性,其法律预定的效果也绝非仅限于免除责任,还应包括解除合同和延期履行等。笔者认为,只有当不可抗力成为债务履行受阻的最近、唯一和关键原因时,才能引起预定的法律效果,即缓和民事义务以及分配交易风险的制度功效。     

高危作业免责事由研究

高度危险作业免责事由法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议。2002.12.17“民法典草案”对该问题的态度仍值得商榷。故从不同方面研究分析,明确严格高危作业只能以受害人故意、受害人违法性过失免责,而不能以不可抗力、受害人一般过失作为免责事由,是十分必要的。     

台风惹祸砸坏汽车能否以“不可抗力”要求免责

2009年第8号“莫拉克”强台风给我国台湾及大陆沿海造成的灾害让人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在一般人看来。强台风造成的损失属于不可抗力。而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法院审结的一宗由“莫拉克”台风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打破了人们的惯常思维。告知人们台风是否属于“不可抗力”要视情而定——     

以不可抗力为由进行免责抗辩不能成立

<正>本案是抗诉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3条规定,法院应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检察院针对评估人员的资质进行抗诉,故法院在此范围内进行了审查。从省、市价格认证中心调查的结果来看,评估人员具有资质,案涉鉴定结论合法,故再审维持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除检察院抗诉的问题外,本案还涉及到不可抗力的认定。     

论不可抗力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法规范适用——兼评《侵权责任法》第29条

《侵权责任法》第29条规定了作为抗辩事由的不可抗力。其法规范适用在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下应有所区分。不可抗力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但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其适用取决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在免责效果上,不可抗力原则上只能免除与其原因力相适应的责任。在环境污染责任中,要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理处理《侵权责任法》第29条与分则"环境污染责任"一章、《环境保护法》及其特别法之间的适用关系。同时,要注意环境污染责任与高度危险责任竞合时抗辩事由的选择。     

地震引发的民事责任分配问题之探析

汶川大地震给灾区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面对残破的家园,倒塌的房屋,如何分配损害责任,化解各方矛盾,重建家园,在灾后成为司法热点和难点问题。然而,在这样一个大灾难的背景下,适用现行法律可能带来不公平后果。本文通过对民法领域侵权归则的因果关系进行探析,在借鉴国外经验,针对不同的情况基础上,重塑不可抗力免责规则,从而平衡社会各方利益。     

援助热线

食不洁食物中毒如何要求赔偿前几天,我和爱人领着孩子进城,中午在一家个体饭馆就餐,我们感到饭馆的肉有怪味,当即就向他们提出,但是他们说,从外地购进的火腿肉就是这样的。食用以后,下午我们三人先后开始呕吐和腹泻,经医院检查和化验,是吃了腐败变质的食物中毒所致。为此,我们花去医药费100多元。请问,我们如何要求赔偿?     

不可抗力与合同中的民事责任承担——兼与罗万里先生商榷

通过对不可抗力下不同合同履行情况进行个别分析 ,认为不可抗力下并非可以“一刀切”地免除所生的所有民事责任 ,可免除的责任仅限于违约金责任和违约损害赔偿责任 ;进一步分析不可抗力规则下双方利益状况 ,由此认为不可抗力免责规则是合乎公平之原则 ,反之 ,若采按比例分配风险规则将导致不公。     

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比较

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是现代民法中两个不同的法律制度,二者在历史渊源、制度本身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司法实践中应对二者加以区别。当前,我国立法应尽快确立情势变更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