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府权力理性化进程及其启示

通过时欧美先发国家和亚非拉后发国家政府权力理性化进程的分析,认为,作为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或首要标志的政府权力理性化,虽然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和权威的集中,但有了较集中的政府权力和权威,并不就等于政府权力理性化了,这里的关键是看集中的权力和权威是否为世俗理性和国家利益服务。政府权力理性化达成的途径和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改良,也可以是革命,或两者兼有,而其中政治思想家们的政治理性化理论和政治家们的政治理性化实践的互动,共同推进着整个政府权力理性化的进程。     

“贵州王”儿媳的权钱这舞

2004年9月16日，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庄严的审判厅座无虚席。被告席上，一位面容苍白而憔悴的年轻女子抽泣着陈述：“尊敬的审判长，作为一名高干子弟，我十分羞愧。我的行为，不但害了我自己，还给我的家人带来了不幸。我错用了爸爸的权力!”她所说的“爸爸”就是贵州省原省委书记、贵州省原人大主任刘方仁，而她就是当年贵阳市名噪一时的“大姐大”——刘方仁的三儿媳妇易阳。     

把对干部选任的监督落到实处

近年来,随着干部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也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但是,干部选任工作监督滞后的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性地解决,突出表现在干部选任监督“权力虚置”,手段疲软,监督乏力,影响了干部选任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学     

也谈农民问题

在我国,几亿农民所受的不公平的待遇是人所皆知的。但是,导致不公平待遇的原因和在哪些方面存在着不公平以及这种不公平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知之者不多,尤其是几亿农民了解者甚少。因此,大多数农民把他们生来具有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认为是命中注定的、上辈人带来的。所以,怨天尤人者少,更没有人向谁去讨这种不公。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发展而缩小了多少,而相反在有些方面或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正在不断扩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加入WTO,这种不公也越来越被世人所认识,国家也在采取措施和办法,来减少这种不公,缩小这种差距。本文所谈,目的是希望政府和每个国民都能认识到这种不公的存在,从而正视这个问题,去重视农民、关心农民,还农民一个公正与平等。     

政府制定十字路口人车通行规则的思考

“遵守交通规则”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业已深入人心。例如，南北向的行人在通过十字路口斑马线的整个过程中、总是处于绿灯状态下，并且，东西向的交通灯总是红灯，在这种情况下，“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是宄全能够保障行人的通行安全的。但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简单，如果南北向的行人在进入斑马线时还是绿灯，但当其行进至道路中间时，绿灯变成了红灯，同时东西向的红灯却变成了绿灯，甚至由于考虑到车流量、黄灯、箭头绿灯等因素，这类冲突还会变的更为复杂。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治理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时期,是现代化迅速起飞的时期,同时也是腐败现象的易发和高发时期。腐败的产生与蔓延无疑会加大现代化的成本,引起社会的混乱,阻碍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认识目前腐败现象的特征和危害性,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提出具体的治理措施,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公务员对上级违法决定和命令不服从行为特征浅析

公务员法确立了公务员对上级违法的决定和命令的不服从,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现代法治国家公务员与国家是一种职务上的委托关系,上下级之间是法律意义上的领导与服从关系,而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在国家政治和公共管理中,公务员服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是基本要求,不服从是例外,只有对上级违法的决定和命令才可以不服从.公务员不服从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在行使不服从的权利时,应当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程序.     

权力异化与腐败

我国社会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官本位”和“金本位”并存,公共权力异化导致严重的腐败。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过渡,威胁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权力异化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我们要从源头上防止和消除权力腐败。     

学扁鹊把脉疗疾

近日，采访几位因贪污受贿而入狱的官员，感触颇深。权力既可为众人谋利益，也可为自己谋私利。前者，被称作为人民服务；后者，被称为以权谋私。掌权者若不明白权力是个啥东西，就无法守住心中的底线，易生大病。     

“旋转门”调控与法治化反腐——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美国旋转门调控是法治化反腐的一个缩影,其运转与控制所厉行的推进权力流动、防范利益冲突等反腐理论和实践经验,体现了对权力运作的内在静态、外在动态、行为过程的全方位制约,对我国法治化反腐的理论拓展、视域转换和成效改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