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小微公益诉讼诉前和解

民事小微公益诉讼案件可以采用诉前和解的方式处理。民事小微公益诉讼诉前和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分清是非、公开、审慎的原则来确定其适用的具体条件和内容,还应该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衔接,并处理好诉前公告等实践问题。在被告积极承担民事责任并弥补其所造成损害的前提下,应允许检察机关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对这一行为所涉及的刑事诉讼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提出从轻、减轻量刑的建议。     

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在《民法典》中的修改与完善

瑕疵担保责任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在比较法继受中,大陆法系采取"双轨制"规范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英美法系以违约责任统一规制。我国《合同法》第111条被认为是关于"(物的)瑕疵担保"的规定,《民法典》"违约责任"一章中第582条承继了这一规定,将"质量不符合约定"修改为"履行不符合约定",发生同样的法律效果,即通过违约责任规制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这一修改主要起到了完善违约责任体系、呼应实质"债法"体系的作用,并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法条的解释范围应限缩于"物的瑕疵担保"。这一修改对于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中违约救济方式变动不多,主要是调整了其前后顺序;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补救措施,但应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准则;退货应当区分合同与交易情况,其所获赔偿数因不同情况有不同范围;对于减价与损害赔偿只能择一请求。     

《刑法》对民营企业权益平等保护的贯彻及制度改进——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二)》的思考

根据党的政策和宪法规定,各部门法应当平等保护不同性质企业的合法权益。但《刑法》在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方面未充分贯彻党的政策和宪法中的平等精神。《刑法修正案(十二)》对《刑法》第165条、第166条和第169条的规定做了修正,将民营企业的人员纳入相应罪名的犯罪主体,并且法定刑的配置上不再因企业性质的差异而有不同。这是刑法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和宪法中平等保护精神的重大进步。但刑法总则关于刑法任务和犯罪概念的规定中仍有不平等因素,刑法分则有数个罪名因企业性质差异而出现构罪条件和法定刑配置上的不同。应当全面审视《刑法》的规定,删除因企业性质不同而出现的不平等规定,实现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权益保护的平等。     

把握好限制公民平等就业权的合理的度——从《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5条招致质疑说开去

新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5条限制了四类特殊公民的平等就业权。从权利限制的依据看,它由行政法规作出,违背“非法律不得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从权利限制的本质看,它属于“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构成对平等原则的违反;从权利限制的程度看,需要采用比例原则的视角,均衡成本与利益,采用更小限制的其他手段。该条款对平等就业权的不当限制,根源在于其违背了不当联结禁止原则。修改这一条款,也体现出宪法上宽容原则的要求。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荣辱观

道德教育是指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依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人们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从而将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教育,主要是培养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改善社会秩序和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肃清社     

论不真正连带债务

因为连带责任有加重债务人责任之嫌,故连带债务不能推定,只有在法有明确规定时法院才能判令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司法实践中,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时有发生,此时法院的判决多认定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法官造法必然对案件的处理产生不公正,加重了债务人的负担.文章对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律效力等有关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一些立法、司法建议,进一步论证该制度的合理性和其实践意义,使其有益于司法需要.     

存疑不起诉不应引起刑事赔偿

国家刑事赔偿实质是对公权运作与私权维护关系的调整,但赔偿的必须是错案,必须以侵权事实发生和造成损失后果为前提.存疑不起诉案件既不是错案,也不存在侵权事实,不应引起刑事赔偿.对存疑不起诉案件应做到慎刑与慎赔的统一,否则就会造成法制和社会的不和谐,人权保障事业就不能健康发展.     

依靠法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研究

美好生活是人民对于高品质生活的理想追求,而法治则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通过法治的平等原则确保人人拥有平等的人格、规定人人相同的地位以及赋予人人同样的法律机会,为人的尊严感的达致奠定基础.人民福祉是法治的根本目标,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确保不同群体之间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地域发展上的互补...     

大数据治理技术与央地关系的优化——基于信息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央地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对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举足轻重。既有研究着重分析科层体系的相关因素对央地关系优化的影响,却鲜有研究系统考察信息属性的治理工具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治理工具,大数据为国家治理带来全新机遇,相关治理技术在中国场景下应用,对央地关系有何影响?其内在作用逻辑是何?基于信息政治学,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难题的存在使中国央地关系长期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而大数据具有获取更多维度、更广泛群体和内容真实信息的优势,理论上能帮助中央政府充分掌握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局面,从而优化中国的央地关系。大数据治理技术优化央地关系主要通过经济、技术和内容这三条路径。具体作用机制为：一是降低信息获取和运用成本,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具有可持续性,推动常态型优化;二是提升信息获取时效性,使克服信息不对称具有技术可行性,推动信息型优化;三是提升信息质量和真实性,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在内容上具有实质性,从而有助于从决策内容和质量方面实质地优化央地关系。因此,大数据治理技术发挥作用,有利于央地政府间最终实现良性互动和相互协作的新型关系模式,摆脱以往的循环怪圈。不同于既有文献,论文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