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包运输途中货物的行为定性

[案情]张某驾驶贵溪市顺达物流有限公司的半挂货车,装运铜米,由江苏运至红旗集团江西铜业有限公司（贵溪工业园区企业）,途中张某伙同他人将半挂货车上的铜米掉包,用等量的细沙换掉铜米374公斤,然后,将＂掉包＂后的货物进行交货验收。事后,经贵溪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     

刺激他人自杀身亡的行为定性

[案情]杨某与李某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常因家庭琐事争吵不休,2010年12月5日晚11时许,妻子李某因回家晚遭到丈夫杨某的训斥,俩人争吵越来越激烈,遭到辱骂的李某跑到所住楼房的七层楼顶,对跟随而来的杨某说:     

王胜俊：发挥审判职能为文化改革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各级人民法院要紧紧围绕国家文化发展目标和战略，坚持能动司法，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要着力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结合执法办案，推动形成人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要着力促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通过依法妥善审理各类买卖、借贷、担保等合同纠纷，依法惩处腐败渎职、造假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执行工作，推动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罪刑均衡原则视野下的挪用数额认定 对以后次挪用归还前次行为的分析

挪用公款中的犯罪数额的计算对该罪的定罪量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次或者一般的多次挪用公款数额的计算并不存在法律上的争议．对其按照实际挪用数额或者累计数额计算已经成为理论及实务界的共识。但是，对于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公款情形下的挪用公款数额应当如何计算，却是存在着众多的争议。     

遏制集体腐败 湖南耒阳“最肥”科级单位腐败案

与单个人犯罪相比,集体性的腐败不仅容易引起公民对职务犯罪的憎恶感,也会弱化乃至虚置业已建立的制度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一直被作为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基于法治资源的匮乏,各行各业内开展的法治建设也始终围绕着如何建立、完善各项制度资源展开的。集体性腐败的案例表明,制度虽然是法治建设的根本,但却不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法治建设中,如何充分、科学的发挥人的作用仍是我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对法治制度资源祛魅,并不是否定制度资源的积极意义,毋宁说在法治背景下需对制度资源的价值重新认识,因为法治意味着对任何事情的探讨又不得不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良好的制度仍需要每一个公民的践行才能真正实现,"徒法不足以自行"仍是伴随我国法治建设的治世箴言。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不能盲目的信赖制度资源,应科学的发挥人的作用、提升公民对法治的信仰,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工作习惯。     

不明知的情形下盗割正在使用中的军事通信电缆的行为定性

案名：将某某破坏军事通信案[基本案情]2008年9月1日晚23时许,被告人蒋某某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石羊场乡三元村1组机场路辅道航空四站路口附近,攀爬上一根电杆,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一把钢丝钳剪断某部队架设的专用通信电缆74.5米。     

国际犯罪之国际刑事责任——评凯尔森的《经由法律达致和平》

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教授一生著作等身,其研究领域涉及公法学、法哲学、国际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他创立的"纯粹法学"理论在中国影响颇深,学习过西方法律思想史的人多少都会对其"极端纯粹"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天真可爱留有印象.     

反对解释的解释——对关于故意伤害的一个司法指导意见适用理解的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2001年4月24日《关于办理伤害等案件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若干意见》对轻伤害案的共同伤害行为的认定规定：＂对多人参与的伤害案件,确实不能查明具体哪个行为致伤,但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都实施了伤害行为的，以共同伤害罪论处，按行为人在共同伤害中的地位、作用确定罪责。”     

被告人的行为应如何定罪

[简要案情 ] 　　1999年 12月 13日凌晨 2时许，被告人杨勇、王兵、李刚驾驶由三方承包的中巴车在某火车站载客。三人预谋先收每位乘客车票 2元，待途中卖票时，提高到每位乘客收 20元。为此，与三位河南来汉农民刘某、余某、张某发生磨擦，以致争执。杨勇、王兵为迫使刘某购票而对其进行殴打；余某因害怕殴打而不顾阻拦强行跳车；杨、王二人又继续持棍殴打刘某直至终点，才将其放走，但被告人未实际取得财物；张某则因害怕殴打在跳车时因脑枕部着地，造成颅脑损伤而死亡。 　　此案在审理中，就案件性质有几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     

军事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探析

军事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即军事行政行为的可审查性，是军事行政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接受司法审查的本质属性。考察军事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能够为受案范围的确定进而为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建构奠定基石。从整体上看，军事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的宪政基础是维护宪法权威、体现国家司法权对公权力的制约和公民权利救济的需要。而在具体标准的确定上，则以军事行政行为违法、军事行政行为特定和穷尽军事行政救济为标准，并且就具体行为而言，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