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审中发现遗漏当事人法院应该怎么办

甲设备生产公司与乙公司在丙地签订加工承揽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在其设在丁地的分公司为乙加工三台设备，合同还约定．如果将来发生争议，原告住所地和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合同签订后，甲在其设在丁地的分公司完成了加工任务．乙公司将设备投入使用后．因该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导致加工出来的产品大部分为次品。为解决设备质量问题以及由此而给乙公司造成的原材料损失问题，乙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请问，乙公司可以向哪个法院起诉？     

《治安管理处罚法》离你有多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几点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已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同时废止。从“条例”上升为“法”，印证了我国法制工作向前迈进的步伐。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处罚法》在规范调整的基础上，增大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内涵．使得一些原来无法可处、无法可罚的不规范行为纳入其中。这对于进一步树立公民的守法意识．约束个人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如果不认真学习，疏于了解新法的变化，仍用老眼光看问题，就难免会使人在不自觉中犯法。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设计报酬模型

房地产开发商委托建筑工程设计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且设计单位占有明显的信息优势,由此可能会产生欺诈或偷懒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建立一个在实际中操作性极强的基本博弈模型,约束和激励设计单位努力工作、尽力降低工程造价。     

本人身份不公开代理之比较研究

“本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制度”是英美代理法中特有的制度，集中体现了两大法系在代理制度上最为精髓的不同法律文化传统。对这一制度的深入研究对促进我国未来民法典的相关制度设计以及现实民商事交往的发展不无意义。本文详细阐述了“本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制度”的内容，并集中从理论上比较分析了这一法律制度本质所在和法统所系，进而勘查优劣，结合我国情况提出建议。     

宋词传播系统中的“不和谐音”:豪放词

词以“婉约”为主流是由词的传播性质决定的,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婉约”、“柔媚”是词创作和理论界对词体性的基本认识,也即在词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对词这种文体特性的“一致概念”。而北宋苏轼以他的“不合理行为”给已经相对稳定的词之示现媒介传播系统带来了“不和谐”因素,或称“不调和”因素。苏轼以及后继之辛弃疾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引起了词的接受者的三种不同态度其一是接受者完全认同并赞赏苏轼的创举,主张不应拘于“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二是坚持长期以来凝定的词之“婉约”本色,反对苏轼的革新;其三是存保留意见,或接受苏、辛词作中偏婉约的部分,却刻意忽略粗豪的那部分,其实质仍是以“婉约”作为词的基本美学要求。尽管经过几代豪放词人的努力,“豪放”终于在“婉约”主流之外别立一宗,显露出独特的美学风貌,但豪放词派的创作和理论引起接受者态度的改变是渐进的,而且始终处于矛盾、徘徊的状态。由于豪放词不能适应词的根本传播性质,因此豪放词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词坛“婉约”的主旋律,就好象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一样,始终只能作为主旋律的对立面出现。     

“共建”与“共享”

在今年的"两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有一段非常重要也非常新颖的讲话。他说":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     

如何规范与监督一把手的用人权

"买官卖官"是当今社会一种最严重、最可怕的"政治癌症",而一把手因为其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往往又是其中的高危人群.造成一把手用人腐败现象滋生与蔓延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现行权力运行机制不规范,权责严重失衡,监督制度刚性约束力不强.     

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农民奔小康,出路在何方?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战略问题.笔者认为,城镇化是农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小城镇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还很不适应.我们应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论网际不对称关系与青少年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及对策

网络主体间的平等是一种虚拟的平等,网络主体间实质存在着网际不对称关系。青少年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与网际不对称关系有着内在联系。网际不对称关系弱化了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约束,降低了网络道德失范的实施成本,从而对品性不良青少年选择网络道德失范形成激励。不同的网际不对称关系诱发不同的网络道德失范行为,必须从“内教”和“外控”两方面着手,才能遏制和减少青少年网络道德失范行为,优化网络运行秩序。     

行政裁量与行政判断余地及其对行政诉讼的影响

行政裁量和行政判断余地理论,可以有效确定人民法院所审查的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范围和界限。这不但有利于明晰司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的界限,也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同时,该理论还将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证据材料的审查,提供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