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威胁之下的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德国、中国的路径比较及启示

新冠肺炎爆发引发了各国药品研发和专利竞赛,公众再次关注专利药品获取和专利强制许可.德国专利法提供了由联邦政府主动基于公共福利或国家安全颁发专利强制实施令,或由联邦专利法院应申请并基于公共利益颁发专利强制许可的两种路径,且通过《国家防治全国性流行病保护居民法》对《人类传染病法的预防和控制法》进行修订,形成了以行政征收为主...     

专利开放许可激励机制研究

通过专利开放许可激励机制,可以鼓励当事人积极参与专利开放许可,使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效益能够得到充分实现。专利开放许可激励机制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内在型激励和外在型激励、市场导向型激励和政府导向型激励,以及便利型激励和经济型激励。专利开放许可激励机制的功能目标包括体现专利制度对专利开放许可的重视、减轻专利权人经济负担、促进专利权人参与专利开放许可,以及实现专利权维持经济负担方面的利益平衡。专利开放许可激励机制实施过程中,要注意防止过度激励的问题,促进激励措施价值目标的合理定位。在专利开放许可年费减免规则方面,将专利年费减免期间与补缴年费问题相衔接,可以保障专利权人对专利年费减免的合理预期。在专利开放许可中,可以体现专利年费减免标准的衔接性,并对专利年费减免标准进行完善。     

论优化企业专利管理过程

企业对技术和市场的占有基本上都是通过专利手段实现的。专利管理与企业战略高度整合,成为战略管理新的发展趋势。优化企业专利管理过程,提高专利绩效管理已经作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极为重要的工作。我国企业应优化专利利用过程:进行诊断性的分析,获取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对专利绩效的信息及时进行分析和处理;因应市场趋势,形成专利管理体系;提高专利产品流程能力;对不适应企业价值链的组织进行调整;保证企业专利战略弹性,从而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代表微语

防治职业病危害保护劳动者健康职业病防治事关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当前,我省职业病防治形势严峻,一些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制度不健全、职业病防护设施投入不足、基层监管执法力量薄弱,与职业健康监管工作要求不相适应。建议:一是开展职业健康宣传教育,坚决防控职业病危害,提高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专利推广应用研究

我国现行《专利法》第14条对专利的推广应用作了明确规定,但在2010年2月1日起施行的《专利法实施细则》对此条款的规定却没有回应,使得第14条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对专利推广应用的法律意义和其实施条件进行分析,并提出借鉴美国的《杜拜法案》和《TRIPS协议》中的相关规定以完善专利推广制度。     

论专利侵权中的临时措施

本文以我国新专利法为背景 ,根据TRIPS协议 ,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 ,对专利侵权中的临时措施进行了探讨 ,以期达到引玉之意。     

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困境与对策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作为一项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制度在国内外均得到了立法与政策体认.鉴于其所关涉利益关系的复杂性,这项制度从产生至今仍然争议不断.具体到这项制度的实施,其程序和效果存在更多不确定性.尽管当前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实施强制许可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但是围绕发展中国家能力不足、除了专利之外药品所涉其他知识产权许可的不确定...     

专利侵权诉讼中反垄断抗辩成立要件研究——以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行为规范为中心

司法层面如何评价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行为,对于FRAND许可秩序的形成具有法律形塑意义。德国橘皮书案确立的反垄断抗辩成立要件,为欧盟法院率先提出FRAND许可谈判框架奠定了程序基石。结合欧盟许可谈判框架演变及背后考虑,我国构建均衡的FRAND许可谈判框架应着重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以我国专利法第20条专利权滥用条款为实体法依据,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过度行使权利进行合理限制,确保双方在对等地位的基础上开展谈判;二是通过内部评价路径和外部评价路径最大程度地确保谈判过程诚实信用;三是面向双方最终诉诸司法的场景假设,引导当事人在谈判过程中对于FRAND许可费率计算涉及的关键性问题达成事前合意。     

局部外观设计制度下图形用户界面保护路径的重构

作为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一类新兴客体,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简称GUI）相关规则的构建和实践保护的进展一直都不顺畅,而局部外观设计制度的确立在更新外观设计制度整体规则的同时,也为GUI的保护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框架。本文在梳理GUI保护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从局部外观设计制度的宗旨和初衷说起,试图在“局部”理念下正确看待评价GUI本质和特性的基础上,对其与产品的关系、侵权判定规则、侵权行为认定等问题进行解读论证,以期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为其保护路径的重构提出可供参考的意见建议。     

专利引诱侵权规则解构及本土塑造——兼评美国最高法院系列裁判

1952年《美国专利法》从成文法角度确认了专利引诱侵权制度。但由于条文较模糊,相应规则解释与适用的重任交给了司法实践。美国最高法院先后在Grokster案、SEB案、Akamai案、Commil案中就引诱侵权问题的表态历经反复,主要争议在“意图”的认定。对我国而言,建构专利引诱侵权规则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补充规定将其法定化;同时对于专利引诱侵权判定标准与证明,建议从意图、引诱行为、关联关系等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化,即引起行为的意图、引诱侵犯专利权的意图系明确意图的两个层面;引诱行为包括为第三方侵权提供指导的行为、设计侵权装置或系统的行为、诱导侵犯专利权的其他行为等三类;引诱人与直接行为人的关联关系因素与意图因素是动态平衡的,关联越密,意图的要求越低。在引诱侵权认定中对行为、意图、相互关系综合考察有助于对专利法体系下欲阻止的行为进行明确,这种明确会有利于专利权人和市场参与者更好地把握引诱侵权的责任风险,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与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