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这边独好——罗山县朱堂乡村务公开记事

近年来,罗山县朱堂乡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认真推行村级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实行村民自治,靠民主议事决策这把“金钥匙”打开了村民心里的疑团,融洽了干群关系,使全乡呈现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以下是笔者在该乡采撷的几个片断：     

村民自治的绩效评估

村民自治是 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在评价其绩效的时候 ,除了直接关注社会实践上的表现外 ,还应关注它在制度和理论层面的表现形态。     

论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视同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乡村精英与村民自治研究的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村民自治实践不断发展,学界对农村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农村精英逐渐成为村民自治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农村精英的定义、结构,角色、地位和功能变化,农村精英的更替和流动机制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缺乏关于中国村庄精英内部对资源掌握状况、对不同性质资源支配力传递机制及其对村庄选举与治理的影响的研究,对体制外精英,中西部地区乡村精英的缺少关注,如何协调精英博弈与村民实质性自治研究不深入等问题。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表现为四个基本特征：共产党领导是前提,人民当家作主是基础,依法治国是保障,以人为本是主线,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四大民主”科学内涵。     

大学伦理精神与大学自治

在传承知识、寻求真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等基本伦理规定性基础之上,大学所具有的人本、宽容、开放、批判性等伦理精神,为大学自治提供了一般价值合理性依据.源于西方的大学自治经验,只有完成与中国既有社会文化等制度环境的接榫,才能推动中国大学自治实现从理念到制度的转变.     

探索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基本区域,社区也是城市管理体系中一个主要构成部分,更是党组织紧密联系群众、密切党群关系的地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表示,加大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力度,使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效用,确保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以及居民自治之间能够长期保持良好互动关系.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在社区...     

基层自治视域下城市社区文化的再创融合

社区文化建设是城市基层自治的重要环节,其自治模式的选择关乎城市美好生活的融入实现。城市基层自治以党领导的多元共治塑造了社区治理的空间,为解决社区美好生活创造条件。在基层自治架构内,社区文化多重结构造成了与目标理念的矛盾,城市自治推进社区文化建设有效运作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基层空间转换,揭示社区文化建设的过程性结构、宏微观权力及环体中介、社会政策变迁,寻求社区群众真实需求与现实条件的统一。紧紧围绕美好生活诉求,城市基层自治从社区文化精神家园建构走向社区生活融合发展,对于更好地满足群众精神需求具有参照意义。     

意思自治与公共秩序——公共秩序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

意思自治是民事活动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民法的内在精神和灵魂.但是,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必须以公法提供的公共秩序为基础.应正确划分意思自治与公共秩序的边界,打通私法与公法连接的通道,通过对公序良俗的类型化研究来克服法条自身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才能让司法在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新时代社区治理中社会参与机制的创新研究——以运城市J社区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区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的,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参与。但在转型过程中,社会参与仍处在较低水平,存在参与积极性不高、能力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交代了选题背景、意义等前沿性内容,从界定社区、社区治理、社会参与的相关概念入手,重点分析了运城市J社区在治理中的探索与实践,并对于目前面临的挑战,结合实际进行整体分析,提出了社会参与机制这一模式,即建立在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多个参与主体基础上的治理模式,从多方面角度提出了具体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