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颜色词的内涵差异谈文化教学的必要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源泉,二者相辅相成,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汉英两种语言中的颜色词由于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具有的不同内涵的分析,说明了文化教学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和必要性。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谈词汇记忆策略

词汇习得是二语习得的重要一环,学习者词汇学习能力对第二语言学习效果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学习者词汇学习能力的提高与学习者对词汇记忆规律的了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以认知心理学理论为依据,概述认知心理学对词汇习得研究的影响,在分析了第二词汇习得的认知心理过程、记忆概念、过程、结构和工作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发挥记忆的功能,提高第二词汇习得效率的策略。     

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2020年,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619件,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193件,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426件;共审结著作权纠纷案件1644件,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1193件,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451件。近年来,简单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数量下降趋势明显,在全年整体著作权纠纷案件受案不多的情况下,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较好地完成了著作权案件审判工作。     

法医学二代测序STR分型准确度与测序深度的关联性评估

目的利用实验数据对法医学二代测序STR分型测序深度与分型结果准确度的关联性进行评估。方法使用商业化基因组DNA制备单一来源和混合的DNA样本,以Thermo Fisher公司的25重早期测试试剂盒进行目的STR片段扩增,每种扩增产物分别使用4种不同的序列标签平行建库,并控制标记每一种序列标签的文库上机量依次占一张Ion 318芯片的1/4、1/8、1/16、1/32。经Ion PGMTM基因测序仪测序,以及Ion Torrent SuiteTM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同时对庞敬博等人发表的基于相同试剂盒和测序仪检测的95名中国汉族无关个体的6928条等位基因、影子峰和噪音序列进行测序深度统计分析,寻找测序深度与STR分型准确度的关联性。结果各基因座测序深度随文库上样量减少而呈明显下降趋势。对于单一来源样本,每张芯片上样不超过8个均一化文库可实现全部基因座的完整分型;对于1∶20比例的混合DNA,每张芯片上样不超过4个均一化文库时,未发现微量组分的等位基因丢失。人群数据测序深度统计显示,该体系基因座间存在不均衡性,有必要针对各基因座分别设定分析阈值参数。结论测序深度与法医学STR分型结果的准确性密切相关,各基因座最低测序深度与平均测序深度的比值可作为设定分析阈值的重要参考指标。本研究确定的单张芯片上样数量仅适用于本实验体系,但相关实验设计和方案可供其他实验体系开展类似工作参考。     

论池田大作的“人性革命”思想在德育中的应用

佛教认为人是兼具善恶两性的,在此法理下,池田大作提出了"人性革命"的思想,透过"善恶不二"的人性观,在道德哲学的范畴中,对"人性革命"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实现途径进行研究,从中探寻池田大作具有先进性的德育理念,并结合我国德育的现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将其应用到我们的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和德育方法中,对我国德育工作有很大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肖邦的“琴”外之音

<正>长期以来,我们喜欢用"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来形容歌声给人留下的感觉。而波兰音乐家肖邦的琴声,快两百年了,还在世界各地回荡。何以如此?是因为他琴外有音。他琴外的第一音是他的老师爱尔斯涅向他发出的,要求他的琴声做到"为了人民,通过人民"。这就促使肖邦乐于参加农民的丰收节,一听到农民的演唱他就会兴奋得着迷。肖邦琴外的第二音是他的朋友、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在信中对他说的,要他记住:     

论“抗战五十年”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多年来,提到抗日战争进行了多长时间,人们往往会回答"八年抗战"。这是指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段时间。这种看法到目前为止是社会各界普遍接受的关于抗战的概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抗战十四年的主张,它的核心内容是把1931年9月18日发生在沈阳柳条湖的"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这就把八年抗战又向前推进了六年,形成了十四年抗战的说法。这个观点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目前仍无定论。     

网络慈善与劝募职业化——以金华施乐会为例

募集资金是慈善公益组织的重要功能,不仅涉及劝募途径和方式,还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劝募。金华施乐会利用网络捐赠平台,设立有偿社工岗位,有机连接网络慈善诸要素,激活网络慈善活力,开创不同于一般网络慈善运作的新模式。有偿社工与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不完全一样,本质上具有劝募师的雏形。劝募师职业的设立有助于劝募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推进慈善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虐童行为刑法规制的困境及其解决

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儿童的监管和抚养逐渐脱离原有的家庭照管模式,而虐待罪将犯罪主体局限于家庭成员的传统立法考量与我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断裂。由此,2014年全国人大法工委会同有关方面拟定公布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就虐待被监护、看护人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并对虐待罪第三款"告诉才处理"的方式进行了限缩,但此次修改并未针对保护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单独将虐童行为入罪。为践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要求缔约国对受虐待儿童进行特殊保护的规定,有必要在廓清我国刑法条文与现实对接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寻找一条与我国国情切实相符的规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