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第一农村党小组的建立

1942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今属辽宁省的建昌县西岭上、绥中县西北沟，时为伪满洲国热河省凌南县辖区，两地因与河北省隔长城为界，因而被日伪当局视为其西南“边境”，属重点防备区。为确保伪满洲国这块侵华战争补给基地的“稳定”，侵略者从1941年到1943年间．在这一地区强制推行野蛮的“集家并屯”政策—...     

两战山海关：吹响进军东北的号角

光复古城山海关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口宣战。8月9日，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同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国各解放区军民发出号召：对口寇进行最后一战。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向全困人民武装发出命令：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     

马占山的“上将之谜”

<正>马占山当过上将,但是,查遍国民党军队的上将名录却没有他的名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国民党军军衔属于美国式,不设元帅、大将,上将分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上将、中将加上将衔。虽然名目繁多,但上将毕竟是上将,还是有史可查的。特级上将就是蒋介石一人,一级上将先后授予17人,东北军系统中万福麟、于学忠是二级上将,何柱国也是上将。但怎么查也没有马占山的名字。马占山是胡子出身,到苏联后才学会写"马"字,但他作战勇敢,因此官运亨通。1913年马占山只是吴俊升骑兵第二旅第三团少校连长,1 927年就升任骑兵第二军军长,得到奉军中将之衔。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东北军缩编,改军为旅。马占山成为黑龙江省步三旅旅长,但军衔还是中将。江桥抗战期间,马占山被任命为黑龙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悖论形成机理探析——一个基于混沌理论的解释框架

“结果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指标失灵、目标偏离和基层地方政府间的合谋等异化现象,加之在“GDP”主义政绩观和发展观驱使下,民众绩效认同度普遍较低,就会产生开展政府绩效评估无法持续改进政府绩效的悖论.基于混沌理论视角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悖论作为各种评估模式在系统宏观层面的涌现现象,是在初值偏差的触发机制、群体共鸣的响应机制,以及悖论涌现的协同反馈机制之下形成的.从矫正评估结果初值偏差和防止民众对绩效偏差的群体共鸣入手,可以有效抑制评估悖论的形成.     

要爱护政府公信力

<正>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江苏省泗洪县内修好的多条柏油马路,即将正式通车,却在一夜之间被泥土覆盖,种上了黄豆。泗洪县方面回应称,"埋路种豆"是为了对违法建设进行整改。近年来地方政府弄虚作假的类似"奇思妙想"并不鲜见:荒山刷绿漆,水泥场地上撒土铺薄膜"种菜",非法征地里插无根树,甚至还有用军事伪装网覆盖建筑工地的,花样百出。这些弄虚作假的"创意",极大地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弄虚作假、推诿扯皮、后任者不认前债、说一套做一套、言而无信、诺而不为,凡此种种层出不穷。     

周恩来、张学良与抗日将领关玉衡

正处死日本间谍关玉衡,1898年生于吉林省宁安县(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中学时期,他领头闹学潮,痛打了贪污学生制服费的校长,被开除学籍后毅然投笔从戎。由于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排长、连长,后被选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1925年秋,在奉军第十军任营长。11月末,张作霖听说关玉衡身经数战从未负伤,认为他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福将",带在身边能"冲福",遂命他为帅府警备处长兼汽车队长。关玉衡在帅府与张学良接触频繁,两人同为热血青年,相处甚深。     

我国工会现状与原因阐析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均在发生变化,随之带来工会组织的生存环境也发生了改变。目前我国工会组织虽然在监督与维权方面有所作为,但依然存在维权乏力、认可度低等问题。从工会的组织体制、法律基础、覆盖面以及三方机制等四个方面阐析我国工会现存问题的原因,以期为完善工会职能、提升工会地位提供策略依据。     

“大考”企业发展法制环境

正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细胞活,则津血生、肌体壮。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市政府关于企业发展法制环境专项工作评议,正是围绕重庆工作重心大局,回应社会民众关切,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在建设法制环境过程中,重庆的企业遇到了什么,又在想什么,它们还需要什么?这是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想掌握的重点内容,也是提出评议意见的指导方向。     

浅析早期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边境贸易的特点

早期中国东北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经历了曲折多变的过程。其特点是经济渗透性的掠夺贸易和不等价交换。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东北的中苏边境曾开展活跃的边境集市贸易。建国前夕，中国东北与苏联的边境贸易对巩固东北解放区，繁荣东北解放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的配置

证明责任如何在控诉方和被告人之间进行配置,是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明责任原则上由控诉方来承担,但特定情形中,被告人也承担一定程度的证明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在控诉方,通常情况下,被告人只需对控诉方有罪指控的证据体系提出存在合理怀疑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