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规则的构建

证明规则的核心内容是对证明对象进行严格事实和自由事实的区分,即规定哪些事实需经严格证明,哪些事实经自由证明即可。涉及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事实,法定情节,违法阻却、责任阻却事由等应为严格事实;程序法事实和酌定情节等被界定为自由事实。同时,严格事实与自由事实在个案中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应根据其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影响而作出具体判断。     

从立法角度分析产品侵权责任

在现今社会、产品给消费者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害事件逐渐增多。面对这些纠纷，司法实践者在产品责任的认定上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产品的技术含量已提高。我国目前关于产品责任的立法数量纷繁、内容散乱，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干阳县人大采取四条措施依法支持司法工作

人大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各项工作更好地开展。千阳县人大常委会始终把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支持和推动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上，建议不挑剔、沟通不指责，寓支持于监督之中。     

证明责任倒置新论

本文阐明证明责任倒置是大陆法系特有的概念;继而阐明证明责任倒置与民法中严格责任密切相关,需要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共同协作;证明责任倒置是为了充分保护受害者而设立,应具有相应的广度;证明责任倒置问题也需要辨证考量,也需要充分关注证明责任倒置中的程序保障问题.     

论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事自由裁量权

法官在刑法适用过程中享有自由裁量权,其价值合理性主要表现在:有利于法官在实现刑法严格规则的同时,克服作为成文法的刑法的局限性,避免严格准则主义对个别正义的抹杀。但是这种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否能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相容呢?一、刑事自由裁量权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原则表明了刑法的价值取向,是法治主义在刑法领域中的具体表现。首先,罪刑法定原则强调以法律限制权力,避免个人权力对公民自由的破坏,从而体现刑法对人权的有力保障;罪刑法定又涉及立法与…     

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探讨

刑法借助其固有的权威性和严厉性促进人们对环境犯罪行为的关注和重视，从而提高公众对环境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然而，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中存在较多的问题：生态环境刑事犯罪构成的欠缺、环境刑法保护范围的缺陷、归责原则不够合理。国外刑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现状给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我国应增加环境资源犯罪的相关规定、加重刑事处罚、引入严格责任，来完善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     

传统司法中“人治”模式——从元杂剧中透视

《元剧选》中以及明代的公案剧在原则上赞美清官司法的同时 ,不经意中也展示了这一司法人治模式的一系列局限 ,展现了这一模式的另一如今容易为人忽视的侧面 :司法错误的严格责任 ;但这种严格责任不仅很难带来司法的改善 ,相反 ,在一定条件下 ,反而可能促使古代的司法官员更不负责任     

在意人民的表情

每当晚饭后散步之时，我时常看见城管追得小商小贩满街跑。我毫不怀疑城管是在执法，但我觉得这种执法不仅不文明，恐怕也难以解决问题。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城管走了，小商小贩像“捉迷藏”似的又都回来了。看来，解决小商小贩乱设摊位，占道经营的问题，还得采取又堵又疏的办法。所谓堵，就是加强管理，严格执法；所谓疏，就是给他们找到合适的地方去卖，并使他们能赚到钱，养家糊口。     

刘少奇纠正冤假错案轶事

<正>刘少奇是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任委员长和第二任国家主席。他倡导民主,尊重法制,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少奇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亲自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为司法机关严格执法,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树立了典范。     

论药害侵权及其民事救济理论与制度

药害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产品侵权。严格责任作为一种特殊产品侵权的归责原则已经发展成为药害侵权的基本归责原则。药害事故的频繁发生带来了民事诉讼方面的变化，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倒置以及集团诉讼地位的提升成为药害侵权诉讼的主要特征。当前，我国药害侵权民事救济立法与司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采取相应措施逐步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