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推进生态修复 筑牢自贸港生态安全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海南生态环境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指出“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海南生态环境是大自然赐予的宝贵财富,必须倍加珍惜、精心呵护,使海南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强调“要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海南发展的根本立足点,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弘扬孝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为了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建设和谐文化的重大意义,努力探讨加强湖北省和谐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动员和引导全省理论界积极投入到湖北和谐文化的建设中,2006年11月22日,由湖北省社科联同湖北日报、湖北省经团联主办、本刊承办的“湖北省和谐文化建设专家座谈会”在武汉召开。会议从和谐文化的内涵及特点、国内外有益文化成果的借鉴以及湖北和谐文化建设的导向机制、保障机制、理论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讨。现将专家发言摘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新时代中国大国形象塑造的向度与进路——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国形象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中国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形象”的时代之问,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形象观,在实践上开创了我国塑造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的新纪元。从逻辑进路看,文明大国形象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鲜明底色与文化底蕴;东方大国形象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全方位与多角度的直观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核心要素与时代要求;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根本规定与独特优势。     

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制度研究的学理拓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崭新制度文明形态,是中国逻辑与世界逻辑交互作用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断为深化中国制度理论研究开启了新的学术视域,文明的累进性、形态的具体性原则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中国制度的内生演化逻辑;人类文明发展的共产主义取向充分表明中国制度的先进性价值和普遍性底蕴;不同文明形态间基于平等基础的交往对话性,为完善中国制度理论、走出话语困境提供学理支持。立足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视域,需要在实践中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生性演化与开放性发展间的张力,在推进世界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民族共同体心理认同视域下的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

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视角、新路径,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的新方式、新要求,也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和手段。从心理学来看,认知结构、情感体验、需要满足和行为强化是推动互嵌式社会建设的心理基础和影响因素,构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中心理与情感的运行机理。以心理认同作为推动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的精神纽带和观察视域,充分重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民族互嵌中的心理态势,实现各民族在认知结构、认知层次、心理感受、沟通交流、心理干预、行为强化等方面有机结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心理认同和情感建设上予以深度培育,促进互嵌式社会结构以积极、正向的民族情感融入到共建共治共享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     

全球化维度下边疆安全的新形态与路径选择

边疆文化安全作为边疆安全的短板和弱项,是新形势下构建国家总体安全不可忽视的关键一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跨地域、跨民族流动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文化安全的担忧。文化安全既反映了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安全的新维度,也凸显出边疆安全的新形态。边疆作为多民族、多文化的大熔炉,是处于多元经济、文化交流和碰撞的“中间地带”,既存在内部文化认同的张力,也面临着外部多元异质文化的冲击等多重挑战,属于“文化边疆”的薄弱环节。新形势下注重边疆安全新形态,既要正本清源,增强文化认同,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脉;也要注重固本培元,推进文化浸润工程,强化文化戍边的功能;更要关注边疆“少、边、穷”的病根子,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切实筑牢边疆文化安全的物质基石。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与制度文明

制度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是在批判市民社会中提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与制度文明具有内在的历史联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应该从制度的设计、安排、运行和变迁着手,从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角度来整合社会各细胞的活力,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制度路径。     

“文明”话语的辩解作用——以庚子事变的西方国际法叙事为例

近代,西方列强在“文明”话语的辩解下,为自己创设了国际法特权。这充分反映于有关1900年庚子事变的国际法叙事中。西方将围攻外国使馆视为“野蛮行径”,是中国学习国际法失败的明证。因此,作为“国际法教师”的西方列强有权对中国加以干涉和惩罚。这是“文明”话语为八国联军侵华提供的辩解之一。八国联军的烧杀劫掠暴行严重违反国际法,引发西方人对自我“文明”身份的怀疑与焦虑。“文明”话语赋予了列强在对待中国时无须遵守国际法的特权,并诱导人们忽视西方暴行,转而将注意力放在教导中国走向“文明”的使命上。这是“文明”话语的辩解作用之二。“文明”话语依然对当代国际法产生着隐秘的残存影响,值得国际社会的深刻反思。     

以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需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应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出发,从几个重点方向着力,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目标的解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基本议题的剖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概念,明确了新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目标.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深厚底蕴,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当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好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与形成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资源即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把握好文化核心理念(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多元文化(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