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中”路线图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把扩大内需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并要求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继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下简称“扩中”）之后，“扩中”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党”意识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任弼时率先使用“执政党”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定位。1949年3月13日，任弼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现在，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     

“用心”办刊物 真情献读者

近日，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办好一本刊物，重要的是要“用心”；唯有“用心”，刊物才会有声有色，有质量，有品位，也才会有人缘，有读者。本刊作为思想政治工作战线的一份全国性党刊，即将走过30年的辉煌历程．．回顾历史，凡是刊物舆论导向正确、社会影响广泛、读者大众喜爱的时期或是刊期，无不凝结着编辑记者们的良苦“用心”。     

司法部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2011年12月15日，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吴爱英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吴爱英强调．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把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任务．组织广大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中国税制的当代变迁(1978—2015)

1978—2015年,税制结构背后的宪制问题是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重要部分。税制改革涉及宪制,因为税制改革的背后是国家与公民、中央与地方等关系的改变,而这些恰恰是基本的宪制问题。从此入手,可以理解中国税制变迁的路径,并提出未来税制改革的历程。     

着力科学发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上所作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和十年发展与改革的伟大成就和根本经验，并回顾了前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开创、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建树。特别总结了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提出和推进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新的重大成果。     

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不断提高巡视工作质量

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是党中央从加强党内监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战略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当前,新形势新任务对巡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和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和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不断提高巡视工作质量,以新的成效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作出应有贡献。     

中央关于召开土产会议推销土产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县委：由于土地改革和全国解放后两年来的提倡生产，使我国的农业生产正在迅速恢复，一部分地区已接近于战前水平。因而，推销大量的商品粮食、经济作物、出口物资和占农业总收入很大比重的农副产品、山货、水产、手工艺品，就成为目前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     

党员月读

胡锦涛：监督中央决策贯彻情况保证政令畅通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喳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当前要重点抓好反腐倡廉六项工作，严格执行组织人事工作纪律特别是换届纪律，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的监督，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他强调，要大力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纯洁，     

审判中心与证据法：一点浅思

关于“审判中心与证据法的发展”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审判中心及其所可能引发的程序结构变迁为证据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或者说新的推动力，但这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就审判中心主义即证据法发展的空间或推动力而言，我觉得我们还处于想象之中。现在我们对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意涵和实现路径还有争议，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学界和实务部门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围绕审判中心主义所进行的地方性试点改革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程序规则和证据规范就更是如此。甚至包括最早推进庭审实质化试点改革的成都中院，大家都还在继续探讨而根本没有对此作普遍推广。前段时间笔者参加了一个司法改革研讨会，有领导明确表示：“怎么搞审判中心主义，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各家都还有不同意见。至于怎么做，也是不成熟的。”既然在如何理解和推行审判中心主义这个逻辑前提上都有不同意见，很明显我们探讨证据法应如何发展的时机还不太成熟。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至今仍处于发挥主观想象力这样一个阶段。就此而言，学术界和实务界仍然需要围绕何为审判中心主义，如何实现审判中心这一命题上进行深入的对话与探讨，以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厘清我国证据法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