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讨袁序曲

《社会主义论坛》2011年第10期，发表了杜奎昌先生的文章《如何看待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与影响》，认为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并非讨袁序曲，是一篇“以反对帝制派变更国体的某些行径做幌子，实为主张让袁世凯在现行国体，即共和制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其统治地位，等待时机和条件成熟之际再来复辟帝制这样一种宗旨的文章。     

论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个政治过程

服务型政府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操作问题,更是一个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过程。它从管理和服务入手,却是以管理和服务促进统治的过程;它在党的领导下实施,是党在转型期实现自身的历史性转变的过程;它本身就是政治发展的内容,从内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日本武士阶层与中央集权矛盾性探析

由于日本在前近代一直没有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因此武士才得以产生、发展、壮大,并建立武家政权。明治中央集权政府一成立,武士阶层迅速土崩瓦解,消散灭亡,因此从其兴亡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武士作为具有"私兵"性质的社会阶层与中央集权的权力体制有着天然的矛盾性与对抗性。     

毛泽东如何处理“贡品”?

年关时节,按惯例地方官员要进京"上贡"。"贡品"本来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的名词,是指封建专制社会中,地方官员专门供给(进贡)中央统治阶层享用的物资精品,也称之为贡赋。多年来,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制止,但是每到年头,地方各级官员仍纷纷携带土特产品赴京进贡,拜访各方"神仙",忙得不亦乐乎,"跑部钱进"的现象难以杜绝。     

论提升党和政府弘扬主旋律的领导力

弘扬主旋律,是社会主义制度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应有之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地方秩序中央化:北宋川峡地区的法制演变及其教训

北宋法制从一开始就贯彻了中央集权的原则,从地方社会角度看,表现为地方秩序的中央化,其积极结果是实现了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其消极结果是立法上的繁琐和执法上的低效以及地方社会在发展上受到抑制。这一点在当时的川峡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为地方社会发展提供适当空间,也把中央法制从细碎的地方事务中解脱出来。这个问题在传统社会内部几乎是无解的,却是现代公民社会和民主法制的内在要求。     

马基雅维利和他的《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君主论》是颇受争议的一部著作。从辩证的视角,通过对他＂新人性＂的诠释、统治权术的提出背景以及历史作用的审视,揭示实行君主制只是挽救意大利的权宜之计,他的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是以民为本的民主共和的政体。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司法调节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结构关系主要有两种模式 :相互控制和重叠统治。相互控制模式的设计使得各级政府在组成、立法和执行上相互依赖 ,通过立法、行政过程中的体制保障机制来协调政府间的关系。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用司法方式调节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 ,通过裁决个别纠纷 ,可以间接协调政府间关系 ,其方式有不为人注意的重大好处。中央与地方关系难题的治本之策是吸收重叠统治模式的优点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     

通过司法的治理——法治主导型社会管理模式刍论

社会管理在传统上一般被认为是政府的职能,政府是单一的管理主体,因此社会管理与社会统治或社会控制意义相近。但现代管理理念上,社会管理则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对除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外的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和服务活动,社会管理的目的,     

特殊使命--我安排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秘密归国

李宗仁,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任总统,新中国解放后,一直定居美国。从1955年至1965年,李宗仁多次表示要回中国。当时李宗仁处于美国“监护”和美蒋特务控制中,如何突破重重阻挠,安全回国?在周总理的精密部署下,这项特殊使命便落在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丁国钰身上。40年后,丁国钰大使揭开尘封往事,讲述李宗仁秘密归国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