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印吧城华人天花抗疫实践初探

华人移民吧城历史悠久，并构成其“东方外侨”的主体。荷兰殖民者对华人采取“分而治之、间接统治”的民族政策。1742年成立的吧国公堂是吧城华人精英分子管理华人社会内部事务的半自治性组织。间接统治政策给吧城华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诸多不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华人社会内部的联系与沟通，有利于华人社会抵御各种疫情的侵袭。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吧国公堂组织协调华人社会力量，积极配合殖民政府的天花抗疫工作，避免了因疫情而导致的排斥华人问题的出现。吧城华人的天花抗疫实践对新冠疫情下反击西方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论调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巴拿马军人统治的韧性来源探析(1968—1989年)

军人干政是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政治现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地区建立的军人政权中，巴拿马案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国军人统治持续时间长，且无法在国内力量的推动下自主实现民主化转型，表现出较强的政权韧性。对于巴拿马军人统治的韧性因何产生，既有研究多从威权韧性的执政能力视角加以解释，即强调威权统治者对社会的整合能力。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巴拿马军人统治的整合能力不足、无法为自身政权建立起强大社会基础的本质特征。为此，本文重新审视了巴拿马军人领袖维持政权的策略与手段，认为整合能力的不足促使军人领袖在干政的不同时期持续采用分化策略替代整合策略。本文认为，巴拿马军人统治的韧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军人领袖不断分化社会的能力，致使国内社会力量长期难以形成合力来推翻既有政权。在军人直接干政时期，军人领袖分化社会的策略主要表现为与多个社会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建立庇护关系，从而使被庇护者不反感军人掌权，甚至愿意出面维护军人统治。在军人间接干政时期，军人领袖则利用制度设计、转移庇护职能和舆论宣传三种不同方式，进一步阻碍反对军人统治的力量聚合，为政权的延续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