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专制国家”图景——专制集权国家的制度构成与社会条件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对法国君主专制的具体分析中,勾画出专制集权制国家类型的一些共同特点:它以社会资源的某种"自由流动"、特别是小土地所有制为主要经济基础,以对"全能国家崇拜",以及民众的自私、精神"碎片化"为思想文化基础,以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为组织手段与制度要件,进而形成一种没有法律、制度等"正式约束"的君主集权。本书可谓一部研究专制集权制国家类型的经典之作。     

浅论中法两国的中央集权制

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当今世界诸多国家必需要解决好的现实课题,鉴于中法两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均采取单一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均实行中央集权制,研究法国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首先论述了关于单一制的不同观点,并指出中央集权型的政权结构形态是单一制国家的基本形态;接着对两国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原因、中央集权制度下权力运行模式进行了比较;并指出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保持二者的平衡.     

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种模式及启示

如何妥善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有联邦分权模式、单一集权模式、单一分权模式三种典型形式。每种模式都是其社会历史、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及其社会政治经济综合作用的产物,都有各自的特点。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我国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论现阶段东亚地区实行地方分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各种国际机构、地区组织和地方政府正在逐步取代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主体和构成单位的大趋势下,现阶段东亚地区也正面临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重大调整。或许更适合冷战时期世界经济受政治势力影响甚至分割的情景的东亚中央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已经日趋僵化;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所获得的发展,降低了依靠中央政府调动一切资源以发展经济的必要性;民间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外国跨国公司的进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地位。实行地方分权,在东亚有利于国内和地区内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矫正在东亚现代化模式中存在的诸如地区经济差别增大等偏差,有利于缩小社会与民众对政府的需求与政府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不断增长的差距。     

汉代削藩立法之评价

自汉朝建国以来,地方施行封国郡县并行体制。汉初奉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家经济生产恢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成为大势所趋。刘邦时削异姓王,文景时也有局部削藩,直至武帝颁布推恩令、酎金律等一系列削藩的措施,将王国越分越小,最终削弱地方诸侯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其后不乏致力于加强中央权力的。削藩立法带给我们的反思就在于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在保证中央的权力主导下又要使地方不丧失积极性。     

普京与地方势力的较量

普京针对叶利钦时期遗留的积弊,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同地方势力进行斗争。他把俄罗斯卸为七块,建立七个“联邦区”,任命七个总统“全权代表”,力求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同时要求改组联邦委员会(上院),使地方长官不得兼任上院议员,使中央有权解除地方长官的职务,并有权解散地方议会。普京的举措符合国家利益,得到社会广泛支持。     

宽巷子素履之往

成都的宽巷子，实在没有多少可以拿出来说的光辉史：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平定了藏乱，成都受到牵连的重视，将平叛的八旗子弟留在成都以镇扼西南，于是成都便爽快地包容了一个个四合院下来，安安逸选的坐落在皇城边的少城。宽巷子至今也流传着古宅住着拉木尔羊角子孙，心脏长在右边。     

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熊希龄的国家结构观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熊希龄曾入主内阁,在地方制度上提出采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实行中央集权的施政纲领,对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7年至1926年,他改变立场,极力主张联邦制,20年代还汲汲于实际活动.熊希龄思想的变化具有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根源,典型地反映了立宪党人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性格.     

旧制度的毁灭与重塑——由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说开去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认为,中央集权的旧制度不仅催生了大革命,而且塑造了大革命后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使大革命后的法国无法摆脱旧制度阴影。这场伟大变革的背后蕴含着旧制度的毁灭与重塑,也启示人们不断反思并探寻抗衡行政集权、保障自由的民主建设之路。     

我国古代的驻京办

中国幅员辽阔，自秦始皇统一天下，创建中央集权的分级行政制度以后，如何做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渠道畅通无阻，从而确保中央决策有力，地方贯彻及时，一直是当政者最关注的一个问题。秦始皇征调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国道，可是当陈胜吴广举臂一呼、四方响应时，各地郡县在彼此没有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