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保证与再地区化:“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CSSCI

2017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相继推出了“印太战略”,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显著加剧。由于美国拓展了对华竞争的领域、增加了竞争强度,中国面临的军事安全威胁、集团政治压力和产业脱钩风险都有所增加。因此,稳定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助于中国缓解“印太战略”的压力。在美国强化战略竞争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安全缓冲地带、经贸桥梁和多边主义旗帜。与此同时,“印太战略”的出台也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中美关系由竞合走向对抗的担忧,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希望中美在安全上各自自我约束、支持东盟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并遵守地区规范。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对待彼此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反映出应对“印太战略”的压力,由此所作的政策调整对彼此的合作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即双方在政治和安全互动中不仅需要顾及彼此的关切,加强对对方的再保证,还要通过共同推动建立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来抵御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冲击。     

科技革命与全球治理新议题——“南京论坛2021”国际关系分论坛综述CSSCI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给全球治理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承办“南京论坛2021”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全球治理新疆域”分论坛,从科技革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治理规则主导权竞争、科技革命对大国竞争的影响等角度评估了全球治理的新趋势,从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新特点、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新手段、未来中美竞争的新赛道等视角分析了中美科技战略竞争的新动向。论坛还围绕极地治理、核治理等全球治理重要议题展开讨论,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路径提出建设性意见。本次论坛紧密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全球治理带来的重大影响,从多层次、多视角提出真知灼见,扩展了对全球治理重大议题与前沿领域的认识。     

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展望2030年,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     

“印太北约化”:内涵、表征及影响

自美国“印太战略”提出以来,学界对“印太北约化”倾向的关注日益增强。既往研究往往强调“印太战略”实践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出现的效仿北约的政策倾向,并未触及对这一趋向产生的政策根源的深入探讨。理解“印太北约化”,不能脱离美国对外安全观念变迁的宏观背景,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应包含三个方面,即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观念的“北约化”类比倾向、在发展同印太国家关系时的“北约化”路径依赖,以及在介入地区事务过程中的“北约化”思维定式。对于中国而言,深入理解“印太北约化”的内涵、表征与影响,有助于在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为未来应对区域秩序动荡和中美关系发展中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提供参考和启示。     

产业地理与美国对华贸易决策

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引发美国国内的利益分化,部分州坚定支持对华发动代价高昂的关税战,部分强烈反对,还有一些则摇摆不定。从产业地理政治视角出发,基于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两个维度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产业政治地理进行类型化分析后发现,美国各州对华贸易偏好的有四种主要倾向：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接触派”、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观望派”、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遏制派”及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议题联动派”。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塑造了美国各州差异化的经济利益,所形成的地区整体对华贸易政策偏好经由选举制度投射至决策主体——总统和国会,对国会议员而言,重点关注本选区选民的诉求;对总统而言,侧重点在于摇摆州和票仓州的选民利益,二者在沟通、互动和妥协后达成“有限一致”并输出为最终的政策结果。通过对两组代表性案例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与密歇根州和马萨诸塞州进行比较分析,印证了美国对华贸易决策背后的产业地理逻辑。     

马来西亚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审慎认知与积极应对

自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之间从竞合性博弈转变为对抗性博弈。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已发展为中美全面竞争,给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更给东盟各国带来经济、政治双重压力。这一时期,马来西亚面临选边站压力加大的复杂区域局势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困境。基于对中美博弈升级的审慎认知,马来西亚强调不选边站立场,坚守在大国竞争中保持中立的外交传统,政治上倡导多边主义,保持战略选择的自主性;经济上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协定,在中美贸易战中寻求有利的发展机会,力促经济复苏,多渠道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     

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应对——内稳经济、外重平衡的灵活策略

越南高度关注中美战略竞争,认为其对越南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越南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力求平衡中美关系并试图从中获取最大收益。这些措施包括不选边、利用多边机制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推动东盟中心地位建设等。未来,越南灵活的外交策略依然不会改变,寻求安定的政治环境与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目标。但是越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国际局势多变等因素仍然是影响其有效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制条件。     

中美战略竞争下泰国的“非中性”对冲：特征、成因与趋势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级,泰国一再重申传统对冲策略,但从中美泰三角关系走势来看,近十年来其战略重心明显朝着友华方向偏移。泰国“非中性”对冲源于国内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内生张力,呈现“以‘泰式民主’保守意识形态为基准,以经济与安全为两翼,以区域/次区域合作为纵深”的基本特征。从中长期来看,为防范泰国“非中性”对冲反转,有必要从地理连通、产业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进一步夯实中泰战略合作根基。     

中美关系，想说“伙伴”不容易

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达成多项共识,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这是两国继1997年确立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后,时隔12年后再谈“伙伴”。但双方在北京一团火热,回国仅一周,美国商务部就裁决对中国油井管实施反补贴关税制裁。就目前来看,既互利共生又磨擦竞争的中美两国,想说“伙伴”实在不容易。     

特朗普安全战略的调整与限度

随着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战略文件,相关安全政策付诸实施,其安全战略的基本态势逐渐清晰。特朗普的安全观和政策举措,共同构成执政初期安全战略的主体。特朗普的安全观建立在其自身对世界“霍布斯主义”认知的基础上,同时融合了共和党现实主义安全观的基本主张,反映了军工企业及军人群体等背后主要利益集团的核心诉求。特朗普的安全政策仍处于成型中,在军事战略、新空间战略和地区安全战略三个层面举措较多,相关布局较为系统,集中折射了其安全理念。在军事安全层面,在重塑美军优势的核心目标下,扩张性的态势表现明显;在新空间战略层面,进攻性、军事化的特征尤为突出;在地区安全战略层面虽然在手段上有所变化,但总体延续了防御性战略。特朗普的安全战略调整未来仍将面临诸多限度,包括财政制约、同时应对两个大国难以兼顾、建制派的牵制等。特朗普的安全战略将加剧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对抗态势,两国在军事战略、新空间战略稳定以及南海问题上的对冲和深层矛盾或进一步发酵。安全关系的上述变化将给中美“竞争”增添新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