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联系群众要六讲六重

习近平同志指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课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对于经常与群众打交道的基层一线干部而言，走好群众路线，保持好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具有现实意义。作为党的基层干部，应努力既注重个人修为，更注重方式方法，既要着眼大局，又要重情重义，创造性地实践好党的群众路线。     

城市社区服务的思考基点：群众所需所求——基于社区服务满意度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它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价值取向——“一切为了群众”，体现了党的生命和力量源泉——“一切依靠群众”，同时，     

经济结构调整也要走“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不仅是一种工作作风，而且是做好各项实际工作的一种价值取向和方法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虽然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已不能维系，结构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     

赖特的阶级分析微观基础与历史变革理论研究

赖特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仅停留于阶级分析的高抽象层次,缺乏对阶级微观层面的分析,因此导致其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面临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为了回应这些问题,赖特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和具体事态三重抽象维度,立足阶级结构和阶级构成两个层面,对中间阶级的历史地位及阶级联盟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重建阶级分析的微观基础。赖特对阶级分析的微观模型虽然精致,但是由于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片面理解,导致了一些结论上的谬误。     

要以实事求是态度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事实求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贯穿于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全过程,在操作层面上,也就是要以实事求是态度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中间圈”、云南与文明互鉴的民族学

基于中国东南及西南的田野经验，王铭铭教授提出“中间圈”概念以概括相对于中心区域的边陲文化。关凯教授就这一概念及云南民族研究、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相关问题对王铭铭教授进行了访谈。     

论刑法中的结果型情状要素

“结果型情状”的“不典型性”在于描述的并非“结果本身”。甄别“结果”与“结果型情状”,必须在法益探寻的基础上进行融贯性审查。经由因果关系和结果归属的检验,与行为之间不具有条件关系或不符合通常结果归属要求的结果要素,都是结果型情状。结果型情状的存在目的,不在于表达特定法益侵害结果,不能据此直接导出所谓法益。即便采取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仍有必要坚守“结果刑法”的理念,“行为导致结果”的归责条件不可放弃。在部分抽象危险犯中,危险结果发生“本身”无法直接表述,只能通过某种结果型情状作为“中间项”来间接表征。在部分抽象危险犯中,结果型情状只是单纯限制处罚的条件,但难以在犯罪论体系内实现逻辑自恰,在立法论上需要再审视。在部分侵犯个人权利的犯罪中,结果型情状能发挥对既有实害结果的“违法性补强”作用。     

邓小平对中共八大路线的坚持和发展

195 6年 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 ,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实践证明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八大筹备期间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筹备中共八大的具体负责人 ,除做了大量的大会组织工作外 ,还同时参加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直接参与了八大路线的制定。中共八大之后 ,在党内对这一正确路线已发生认识分歧的情况下 ,邓小平仍然坚持八大的路线不动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在坚持八大路线的基础上 ,进一步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看 ,邓小平制定的这一基本路线都实现了对中共八大路线的超越和发展     

马丁·布朗芬布伦纳与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1949年-1952年）

美国经济学家马丁·布朗芬布伦纳对日本经济颇有研究,并深入参与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重建工作。他极力支持＂道奇路线＂的紧缩政策,为解决冲绳货币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在夏普税制使节团和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参考其论文与自传,并结合其学习和工作经历,力图概括指出马丁.布朗芬布伦纳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思考及其所作出的贡献。     

在民众呼声中寻找改革答案

纵观中国媒体和学界的强势话语势力,在当前中下层群众的利益诉求难以传达的形势下,他们的利益在精英们设计的改革大盘子里,由谁来争取平衡?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改革,改革的动力和实践应该来自基层群众,改革的受益者更应是中间阶层和下层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