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上访党员的“民主观”

“以前什么事情都是村支书一人说了算,现在不行了,我们普通党员也有话语权了。”城口县沿河乡文峰村老党员杨应美说。     

涉走私洗钱犯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走私犯罪系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之一,走私犯罪所得的合理界定不仅涉及走私违法所得没收的范围,而且关系着洗钱罪的定罪与量刑。结合走私犯罪的法定犯性质、经营型犯罪特性以及违法所得认定的一般理念,应以走私犯罪获取的非法利润数额认定其违法所得数额。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洗钱罪"明知"的表述,但这并不改变洗钱罪的主观要件,行为人仍然应当具有"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及性质的主观故意,且应当将"明知"作为该罪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在限制入罪方面发挥作用。在自洗钱入罪的背景下,应以走私犯罪所得产生的时间节点界分走私罪与洗钱罪,购销走私货物不构成洗钱罪,对走私行为人自洗钱的行为应当以走私罪与洗钱罪并罚。     

全面理解实践的本质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一些论著,对实践概念的界定都过于简单,不能全面说明实践概念的深刻本质和实践活动的丰富内容,自然也就无法用以说明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实践的本质和丰富内容：第一,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不能把思想活动和认识活动当作实践活动;第二,人是对象性存在物,实践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第三,实践是人的有目的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人在活动中必须服从自己的目的。     

注重建设和谐的社会心理

建设健康和谐的社会心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是提升人们主观幸福感的主要途径,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社会心理在引导人们日常生活过程中存在一些倾向性问题,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挑战,我们必须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和谐”灌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地体现出社会心理的和谐与健康。     

关于长春市职工工作满意度的调查

工作满意度表达着人们对工作状况的自我感受,与职业变动、社会流动有一定的关联,可以成为测量社会流动的一个指标。调查发现,目前长春市职工的工作满意度并不是很高,得分仅为3．22。提高职工的工作满意度。必须做好多方面的工作,对此本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主观意图也可决定行为性质——从一起特殊的案件引发出来的浅论

世间万物是复杂的、多变的,刑事案件也是离奇的、怪异的。因此,在认定行为性质时,尤其需要针对个案的特殊性,运用刑法理论,进行具体分析。务求因事而别,因人而异,切不可一概而论。笔者作为辩护人承办的这起案件就是典型的一例。一个犯罪行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被告人王某和被富人张某早在1980年相识,1982年第一次合伙做生     

德、日、法行政诉讼性质浅析——以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二分为视角

德国、日本和法国都坚持司法权严守于解决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救济当事人权利的界限内。在坚持司法权界限的前提下,德国和日本将行政诉讼纳入其司法权范围之内并统一于诉讼的本质上,以救济权利为其根本任务,行政诉讼主要呈现出主观诉讼性质;法国在司法权范围之外建立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的专门机关,行政诉讼主要呈现出客观诉讼性质。三个国家的行政诉讼都是以一种性质为主导,再通过立法政策以类型化的方式增加特定诉讼种类,以达到主客观兼顾的双重目的。     

论刑事诉讼中的单位作证

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在我国特有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扮演着特别而又重要的角色,在经济、文化、司法领域从事着积极的活动。在刑事案件中,对于某些事实由单位出具证明材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象民事诉讼法那样明文规定单位的作证资格和法律地位。笔者认为,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忽视甚至排除、否定单位在刑事诉讼证明中的作用是不客观的法律,应当赋予单位证人的资格。     

破坏窃取型行为的定性分析

一、基本案情雷某为勒索财物,起意盗取轿车反光镜而后向车主索要"赎金"的方式聚敛钱财。2013年5月某日,雷某见浙江省某市新城大道某广场处停放一辆大众途锐轿车,趁四周无人便于作案,不顾是否损坏轿车,直接用手扳、抠反光镜的方式盗走该轿车两块反光镜的玻璃(经估价,价值人民币2610元)。后雷某通过短信向车主索要钱财,并要挟"汇款才告知反光镜玻璃所藏位置",车主未予以理会。雷某遂将该两块反光镜丢弃在     

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新塑造:“主观的客观解释论”

当下我国刑法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采取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探究社会秩序的客观精神”以谋求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评价”,在所有刑法解释方法中,刑法客观解释轻易获得了优位权。然而,法律的形式主义与概念主义传统固然有其缺陷不能否定,以扩张为导向的刑法客观解释导致“客观解释等同于扩张解释”,形成了网络时代刑法网络治理的入罪化,并造成法律公权力对技术性网络空间自由的伤害,对网络时代公民自由权利的忽视。针对网络空间层出不穷的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应警惕客观解释论的过度使用;结合主观解释论的法治基因优势,宜以“主观的客观解释论”重新塑造网络时代刑法的客观解释论,即在网络犯罪的解释适用中,以客观解释为基础,同时其解释不能超出“刑法条文的语言原意”之范围,以主观解释作为客观解释之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