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若干法律问题

精神损害赔偿是救济人身权利损害的一项重要法律手段 ,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已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证实。但如何确定赔偿数额 ,时下司法实践却做法不一 ,理论对此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就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主观化、客观化、类型化和标准化问题略述浅见 ,作引玉之砖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定性探疑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是一种故意犯罪,并且属于法定目的犯。对于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共同犯罪行为,应依法予以认定,对于“羊群效应”产生的随波逐流者,则不能认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是否构成牵连犯应以这些行为是否属于“市场行为”为判断标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之其他方式应理解为空白罪状,应加强行政法规与刑事法律之间的协调。     

走私犯罪中洗钱行为的司法认定难题及其破解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了洗钱罪的犯罪主体、客观行为方式、主观“明知”等构成要件和罚金刑内容,与此同时,反洗钱的司法适用规则也随之改变。当前,走私犯罪及其衍生的洗钱行为的认定,存在罪数认定缺乏统一标准、洗钱犯罪起始时间节点及其上游犯罪认定过于复杂等困境。为破解这些困境,司法机关应从刑法规范的体系和整体解释出发来判断走私所得的接收和处置行为与“共罚的事后行为”的关系、下游行为与走私犯罪行为的关系,从而作出罪名认定和罪数评价。在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时,不能要求其对某一具体上游犯罪的罪名具备明知。走私犯罪的犯罪所得应包括犯罪直接或间接产生、获得的一切财产。     

刑法教义学视角下的高空抛物罪相关问题分析研究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施行,高空抛物行为正式进入刑法,高空抛物罪成为一项专有罪名。与此同时,在刑法理论学界针对高空抛物的解释论领域的各种争论也是如火如荼。本文从刑法教义学的视角,对高空抛物的法益归属、主观罪过形式以及“情节严重”的限缩解释进行分析评价,助力司法实践中高空抛物罪的准确适用。     

胡风事件前前后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国统区的胡风,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曾和鲁迅等人配合,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斗争.1936年他与鲁迅、冯雪峰等共同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他的文艺思想的著名观点是"到处都有生活"、"写真实"和"主观战斗精神".这些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思想是有区别的.因此,他同左翼文艺家发生过冲突.     

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认定规则

“数额较大”的认定是盗窃罪定罪量刑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司法解释采用了数额属性多元化的认定方法,既缺乏理论基础,也难以有效指导实务。司法裁判虽倾向于重视处罚的实质合理性,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认定规则。通过梳理不同立法例下“损失”要素的定位,可以形成“占有转移”与“财产损失”两种视角下“数额较大”认定的理论方案。基于整体财产保护理念的以客观实质损失作为认定基准的方案,存在忽视我国刑法不同条款对“数额性后果”表述上的差异、对司法实践的认识以偏概全、不能妥适处理轻微实施盗窃的出罪等问题。相对而言,立足个别财产保护思想、以占有转移数额为基础,同时考虑主观指向数额的方案凸显了主观要件对不法和责任的制约,能周延地应对各种案型,值得肯定。该方案的具体规则是:先确定基础性数额即占有转移的财物价值“较大”,以此作为数额上限,再考察故意、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等主观要件指向的数额,各数额均需达到“较大”,最终的“数额较大”,是经此多种数额共同认定的结果。     

治安管理处罚中被处罚人主观方面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实际处罚中应用广泛,但该法没有明确对治安处罚主观方面的要求,这导致公安民警在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有一定误区。治安管理处罚应当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处罚过失为例外,对既无故意也无过失的行为不得处罚;执法实践应通过补强证据、经验法则、推定、复核嫌疑人陈述和申辩等方法来认定违法行为人主观状态。     

国内主观社会指标研究概述

我国主观社会指标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主观社会指标的综合研究、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幸福指数、安全感指标以及其他领域涉及的主观指标。主观指标的运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社会指标研究领域,反映了研究者对人的主观感受的重视。主客观指标的结合将是社会指标研究和应用发展的趋势。     

高校新生适应问题探析

人的适应,是指人应对外部环境、客观条件的变化时．主动或被动进行的需求调节与状况应对的过程。以人本身为审视对象．人的适应分为生理适应和心理适应;从人的主观意识看．分为主动适应（积极适应）和被动适应（消极适应）：以人的相对方划分,分为自然适应和社会适应：从需求调节与状况应对的效应看．分为顺利适应和不顺利适应。     

一位上访党员的“民主观”

“以前什么事情都是村支书一人说了算,现在不行了,我们普通党员也有话语权了。”城口县沿河乡文峰村老党员杨应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