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锋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泸州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风险防范意识的提高，保险意识已深入人心，在繁荣发展的保险市场背后，由于保险法规不完善，以及保险从业人员业务素质不高等原因，保险合同纠纷不断出现。本案即是一起因投保人带病投保，保险人拒付保险金案件。关于带病投保导致的保险纠纷，各地人民法院都相继受理过，由于认识的差异，导致迥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本文一管之见，以求与同仁商榷。     

浅谈抵押权之单独实现

笔者在司法实践中感到，我国现行担保法中有关抵押权的实现途径要么滞后，要么繁琐与低效，使抵押制度的规范与发展受到很大制约．“担保之王”在社会上没有真正体现与发挥，市场经济与信用制度被法律拦阻，受到诉讼观念影响，抵押权甚至找不到单独实现的途径，本文拟专就抵押权的实现途径进行探讨，以认识抵押权实现中存在的问题。     

也谈一起特殊的保管合同纠纷案——兼与焦卫、杨宁同志商榷

贵刊2001年第2期发表焦卫、杨宁同志《一起特殊的保管合同纠纷案》一文。文中介绍的基本案情如下：甲生前无子女，1995年1月14日，甲与其侄乙签订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协议规定，自即日起乙对甲尽抚养义务，包括承担甲的全部生活费、医疗费和丧葬费；甲去世后，其位于某市济宁路的私房一间归乙所有。该遗赠抚养协议经公证。1995年1月26日，甲去世。甲的骨灰被寄存在某市殡仪馆，寄存证载明“寄存人”是乙，寄存期三年。1998年1月23日乙办理续存一年的手续。1998年1月24日丙受甲之妹委托，到殡仪馆将甲的骨灰取出并安葬在该市郊区北山上（文…     

论义务及其与权利的本质关系

界定法律义务不能孤立地就义务谈义务,而要从权利与义务的整个关系链条、从法的整体上去把握。法律义务是一种法定约束;权利一经法定,就是对权利的范围与自由度做出规限,即隐含着不得超越界限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的统一体,这同说“权利义务是统一的”的命题有所区别。后者只是说明二者自身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前一命题则突出权利与义务是法和法律的整体构成上的两个必具元素,舍一不可。就法的本体而言,不能单纯以权利或义务为本位,权利义务都属于法的本质范畴,它们之间是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的关系。     

强化“人本”服务理念率先实现城乡统筹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和谐之基。贵阳要率先在全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更新观念,开拓思路,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群策群力,积极探索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城乡统筹就业的长效机制。     

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

作为一部可实施的基本法,宪法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规定某些方面的内容,而不可能也不应该面面俱到:作为社会的基本契约,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因而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宪法不是国家政策,因而不应该规定经济制度的细节;宪法不是政治纲领,因而不应该规定太多积极权利。只有在清除这些文本障碍之后,中国宪法才可能顺利获得实施。     

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

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虽仅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基础 ,却关系到保险之命运 ,故极为重要。作者认为 ,告知义务的根据应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去认识 ;告知义务人不以投保人为限 ,尚应包括被保险人 ;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包括合同订立时、条款修改时、合同复效时 ,而对履行方式则无特殊要求 ;对告知范围的界定则应采书面询问主义模式 ;告知义务的违反须具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对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应以除斥期间加以限制 ,保险人解除权可与撤销权相竞合。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美学观念

我们的前人用自己的观物方式、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实践着绘画上的散点透视、意念性色彩、抽象性线条，以及俯观仰察的超时空组合。他们在审美理解上崇尚“意足不求颜色似”或“意到笔不到”的观念。中国古代美学很少从美的本质进行讨论，认为任何语言或文学符号都不会与事物完全对应，要真实理解事物，只能靠领悟的最高境界。因此讲究“神会”、“意趣”、“传神”、“气韵”等。由于主要从心理方面进行阐述，所以便引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的对客观事物美的解释。正因如此，导致我国古代绘画追求的目的在于“象外之意”的绘画造型方法，…     

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诉讼时效应从权利被侵害时起算

《人民法院报》2001年12月13日第5版刊登杨传国同志《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诉讼时效应从权利发生之日起算》一文，该文认为，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条，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说明债权形成之时，债务人就有履行债务的义务，若不履行，即证明债权人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诉讼时效应从权利发生之日起算。对此观点，颇值商榷。     

信赖原则在中日交通肇事罪中适用之比较

信赖原则作为一种典型的分配注意义务的原则,在过失责任的认定、分担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存在发展亦有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本文对信赖原则在中日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司法适用中两国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在日本,信赖原则的适用与否及如何适用是由法官做出判断的;而在中国,信赖原则的适用则依赖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