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     

民主一般理论成果与民主社会样态不等性及意义

学术视野中的民主是民主理论形态和民主社会样态的统一.实现二者的整体性统一,是构建民主社会样态的最高价值追求.而客观现实是,民主一般理论成果应用于不同国家的民主实践,却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民主社会样态.即使在同一个国家,民主一般理论成果或新产生的民主理论与民主社会样态之间,也有时间上的间隔、空间上的错位、民主社会样态的不完善性.民主一般理论成果与民主社会样态之间存在不等性.这种不等性证实:(1)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理论没有决定和选择民主社会样态的功能.(2)民主社会样态归根结底是由一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是本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二者的等同性是相对的,不等性是必然的、绝对的,并始终存在于构建民主社会样态的全过程中.这是民主一般理论成果在社会领域应用中所产生的误差,这种误差由于人在其中的作用,是社会发展客观性所允许的.与自然科学成果的应用相比较,这是理论应用中产生的特殊情景.民主一般理论成果与民主社会样态不等性的揭示,深化了对社会民主政治建设规律性的认识,有其重要的理论应用意义.     

金晶：用残损的躯体守护圣洁

今年27岁的金晶，是一名上海的残疾人击剑队员，她拥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方式。今年4月，因为挺身护卫在传递过程中被抢夺的奥运火炬，她坚定的脸庞和勇气一下子为全球所熟知。     

预先性自卫研究述论

预先性自卫问题因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与实践而备受关注。论文在梳理学界近年来相关成果的基础上,辨析界定了预先性自卫的概念,认为作为预先性自卫权源起的通说尚不成立,《联合国宪章》的效力级次高于特定的国际习惯,构建预先性自卫规则重在构建不法行为的责任。     

期待可能性的体系性地位——以罪责构造的变动为线索的考察

期待可能性的体系性地位是期待可能性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系到责任的规范构造,甚至犯罪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本文以德日刑法学为背景,讨论了期待可能性的产生过程,由此考察随着期待可能性的出现而发生的罪责的内容变化,以及责任与构成要件之间逻辑关系的变动。本文认为,期待可能性是规范评价要素,它和故意、过失等心理性要素是有所不同的。在司法活动中,心理性的事实判断应当先于评价性的规范判断。但在罪责要件的构造当中,期待可能性是作为积极的归责要素还是作为消极的责任阻却事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基于思想上的经济性和诉讼上的便利性的考量,本文认为,将期待不可能作为罪责排除事由是合适的。     

如何应对国外的反补贴调查

一、我省出口所遭遇的反补贴调查状况分析加入WTO后,中国与其他WTO成员方各自履行削减关税、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及给予最惠国贸易待遇的承诺,由此推动了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中国货物进出     

实行犯过限行为研究

实行犯过限行为,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实行犯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超出共同故意范围的一种犯罪行为。从不同的角度,实行犯的过限行为可以划分为重合性过限行为和非重合性过限行为;量的过限行为和质的过限行为;对组织犯的过限、对实行犯的过限、对教唆犯的过限和对帮助犯的过限;故意的过限行为和过失的过限行为。对过限行为,应由实行犯独立承担刑事责任,但其他共犯对实行犯未超出共同故意的行为应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对共同故意的内涵,如确定故意、概括故意、转移故意、突发故意等要注意正确认定。     

试论走向生活世界的教学

理性向生活世界回归是当代哲学的基本走向,它所倡导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转变对教学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理性的转向在关系维度上表现为从实体性思维走向关系性思维,关系性思维的确立,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解决当代教学论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并树立科学的现代教学过程观.理性的转向在价值维度上表现为从工具理性逐步走向价值理性,价值理性的确立,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和评价师生关系,实现传统教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及其公共性辨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多样化变迁和知识界多次裂变,促成了公共话语空间和“公共知识分子”话语争议,有的从公众性解读其公共性,有的从独立性解读其公共性。本质上现代社会结构下知识分子必须兼顾“超然”和“介入”,这双重属性均内含公共性,正是这双重公共性关联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没有必要倡导“公共知识分子”概念。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

近十年,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与普及,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沉默的"文化运动",在不同层面构成了当代普通中国人生活和习惯的一部分,且挑战着旧的文化权力格局和治理方式。作为国家治理重要方面的文化治理如何识别和面对这一现象,并进行相应的改革,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在观察与分析近年中国互联网文化现象的基础之上,可以探讨并总结当下中国文化治理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并通过回溯历史中若干治理经验教训,尝试在理论上说明文化繁荣对于政治权力的意义,以及在互联网新技术时代,如何真正增强作为国家基础能力的濡化能力,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当代文化治理的复杂性来自于新技术条件,而难题性则贯穿着对整个新中国文化治理行为的历史理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