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私企工会现状

中俄工会工作研讨会于3月31日下午在上海海鸥饭店举行,中俄双方就如何在中小私营企业开展工会活动进行了交流、研讨。俄罗斯参加研讨的是圣彼德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工会工作者。现将俄方谈及的俄罗斯私营企业工会的现状介绍给读者。圣彼德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工会成立至今已有98年,俄方朋友风趣地说,希望中方朋友在2005年建会100周年的时候到圣彼德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去看看。     

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

默里·德雷（Murray Dray）1981年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介绍说：“1963年11月，赫伯特·J·斯托林（Herbert J·Storing）写信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建议编辑反联邦党人的著作。1977年，他将《反联邦党人全集》送交出版社。1977年9月，斯托林去世，这时编辑出版工作刚刚开始。……《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是《全集》之导论部分，置于《全集》卷首。因为其本身就是对反联邦党人思想的精辟解释，故此，出版此平装本。斯托林通过联邦党人的观点来澄清反联邦党人一1787年宪法的反对荐一赞成什么，从而清楚表明在何种意义上反联邦党人亦当为建国之父（Founding.Fathers）。他的结论是，反联邦党人输掉了辩论，是因为他们拥有之论点稍弱；但是，斯托林也强调，反联邦党人的关切和原则仍然在有关美国政体之对话的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人为本：和谐法治的建构趋向

建设和谐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法治的和谐程度。而法治的和谐运行客观上倡导“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它是和谐法治的精神意蕴,是现代法治理念的逻辑基点。和谐法治的建构必须体恤人性,给予人的权益的最大关注。现代和谐法治的建构在现实层面不能忽视权利意识、行政权力运行、司法、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人文关怀。     

法学研究的经济学维度——基于法律经济学的思考

法律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 ,它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 ;它是法学和经济学科际整合的边缘学科。本文在阐述了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理论思维后 ,提出了法律经济学运动带给我们的几点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如何选准切入点

切入点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进入的角度。选准切入点很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工作有无吸引力、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说，选准了，事半功倍；选不准，事倍功半，甚至没有一点效果。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又如何选准切入点呢？     

论经济法视野中的公共利益原则

公共利益一直以来都是法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宪政、公共管理等领域所关注的重点。当公共利益作为现代国家干预市场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基础与理由时,公共利益原则便构成了经济法的逻辑起点。经济法视野下公共利益原则的内涵、特征、边界及其与他法中的价值区分等问题都值得探讨,尤其在构建有限有效的法治政府目标更为迫切的中国实践中。     

把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捍卫者践行者弘扬者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党中央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贯彻中央要求,抓好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努力把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捍卫者践行者弘扬者。一司法     

价值衡量与法律智慧

今年4月,应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的邀请,我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做了一场“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演讲,黄文艺教授做了简洁的点评。他认为,法律方法的研究虽然是基于司法立场、以规则作为出发点探寻事实法律意义的活动,但各种各样的法律方法仍然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虽然坚持司法中心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基于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所得出的关于法律普适化结论不能很好地解决具体案件。但是关于法律方法一般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又陷入新的打着“司法立场”旗帜的普适性研究。而这种研究与立法中心主义倾向并无质的差别,也是要建构一种普遍主义的教条。我在其他大学演讲同类题目的时候有同学提出,法律方法能否制度化,能否变成必须应用的方法。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黄教授的判断。这确实是一个理论难题。我们知道,任何理论不管是站在什么立场上,都是一种抽象的表述,都是思维的表达。用语言所描绘的事实需要借助人们的想象才能变得丰满,才能被理解成事实。这是由语词本身的概括性所决定的。那么,理论的研究者该怎么办,我们能否在摆脱理论研究的普适性倾向时,使法学真正走向形而下。看来问题并不能很好解决。对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结合,黄教授的评价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认为二者的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律方法研究的过度理论化倾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法律智慧虽然因其宽泛而难以把握,但如果我们的研究者给它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们一般能分辨出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平淡、甚至什么是愚蠢。当然这种分辨也许并不具有一般性,只是特定场景中的智慧,对研习者来说只能起到启发思维的作用,而不可能照搬适用,但它对累积法律人的经验有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如果法律方法的部分内容可以上升为法条的话,法律智慧则因是具体场景中的智慧而很难上升为制度。法律智慧一旦上升为制度,面临的就是具体应用的问题,即使是智慧也仅是历史之光。法律智慧实际上是要解决法律解释过程中的创造与服从的矛盾,按图索骥式的“依法办事”,无所谓智慧或者愚蠢,但创造与服从也都是有正义之目的的。为了实现人类美好的目的,为了最终实现法治,法律人必须在实践中融入更多的智慧,否则就难以克服成文法律的呆板与僵化。为进一步明确与倡导法学教育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促进法律职业化进程,《政法论丛》编辑部特邀我组织了一组“法治理念下的法律智慧”笔谈稿,欢迎各位法律学人积极参与。     

论商朝的狱政思想

商朝的狱政思想基本上是从夏朝沿袭过来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发展。商朝的狱政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继承了夏朝的“代天行罚”的思想；二是沿袭并发展了夏朝的“宗法礼治”思想；三是创建了“苦役惩罚”思想。而“代天行罚”思想仍然占居狱政管理的主导方面，“宗法礼治”思想与“苦役惩罚”思想则与“代天行罚”思想相辅相成，构成了商朝奴隶社会法制和狱制的重要指导思想。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法律缺陷

近几年,在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制度名词:代建制。随着2004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代建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级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体制中。该制度从构想到实践存在诸多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难题,与其它通行的项目管理模式相比较没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在构建现代法治社会、与世界接轨的进程中易产生概念混淆和盲目跟风现象。